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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耕读书会第三期丨李长声: 从茶道看日本
日期:2016-06-30 08:22:37   来源:汇丰商学院   点击:
 
 
   6月17日晚上19:00,由腾讯·大家、经济金融网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办公室联合主办的“耦耕读书会”第三期,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401教室举行。本期“从茶道看日本”的主题吸引了一批居处过日本、即将远赴日本和对日本文化充满兴趣的听众朋友到场参与。嘉宾的热情讲解、风趣幽默的互动和校内外朋友们、同学们的积极提问,合力为我们带来一场思想上的盛宴。
 
   本期读书会邀请了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李长声老师和评论界专栏作家、笔名为“扬州雅痞”的郑兴铭先生。整场读书会分为三个环节,前45分钟由李长声老师为我们讲述从茶道看日本,接下来的45分钟由“扬州雅痞”和李长声老师互动,进行思想的碰撞交流,最后的30分钟是观众提问时间。以下是读书会的实录。
 
   我今天想讲的是“从茶道看日本”,但是说老实话,茶道我也不懂,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知道一些,而且我几乎没有什么茶道的实践经验,更多的是书本知识。我就把自己的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讲茶道呢
   
  用英语写过一本《茶书》,将茶道弘扬世界的冈仓天心说:“茶道是一种崇拜日常生活的俗事中存在的美好东西的仪式。”
 
   陶艺家、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说:茶道是“审美的综合大学”。
 
   而周作人说:“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日本有许多“道”,如花道、剑道、武士道,最大的道似乎非茶道莫属。古时候拿来茶,又不断把其他从大陆拿来的东西往饮茶这件事上添加,茶室建筑、庭院设计,铁器、陶器、漆器、竹器的工艺,书画的悬挂、花草的摆设以及佳果点心、菜肴的料理等,都为打造其道而日益精致。日本文化几乎就是藉茶道发展起来的。从艺术来说,茶道是日本生活的基础。
 
   周作人说:“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更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见《日本管窥之四》)
 
   我不认为日本国民性是谜或者似谜。以平常心看它,不要给它戴上光环,或者面纱,或者画上鬼脸,那么它也是可懂的。古时候中国人制造了海上有仙山的神话,现代美国人制造了日本第一的神话,我们的抗日神剧给它画上各种各样的鬼脸,以致要看懂日本,必须先拨开云雾,扒去画皮。从茶道就能看出一些日本的国民性,可免于清谈文化。当然,日本人及其文化也总爱故弄玄虚。
 
   在网上看见一篇官方文章,学习其论法,我也把茶道的内容分为三方面:一是指导思想,茶道的指导思想是禅,禅的思想;二是基本原则,茶道的基本原则是反中国文化;三是发展目标,其发展目标是建立日本审美。
 
   具体内容如下,但可能时间所限,只能讲个粗线条:
 
   第一,很多人对茶道本身感兴趣,甚至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先讲下茶道是怎么回事。
 
   ①茶道就是请喝茶,以茶待客,规定一些招待的方法。特别是为茶客服务的精神,即所谓一期一会。
 
   ②不止于吃茶,而是吃吃喝喝,按饭局酒局的中国式说法是茶局。
 
   ③茶道为脱俗而制造非日常的环境,别有洞天,小小的茶室简直像胶囊旅馆。
 
   第二,茶道的审美怎么来的呢?基本是反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的粗品、次品中审出了美,典型是陶器。
 
   第三,茶道与禅的关系。
 
   ①茶和禅捆绑着拿来,所以天然就联系在一起。
 
   ②创立茶道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代人都曾在大德寺参禅,用禅来充当饮茶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内容。
 
   ③用禅僧的水墨画来指明禅意。
 
   第四,生活中的茶道。
 
 
   ▍谈茶道,先要谈一下茶传入日本
 
   中国早就喝茶了。日本作家吉川英治有一本小说,书名原文的汉字是《三国志》。这是他把中国小说《三国演义》连译带编的书,甚至被日本读者当作他的创作。开头写刘备“织席编帘卖”,在江边等商船买茶,这是他老娘的嗜好。那时候茶是药,不是普通人喝得起的。就是说刘备是皇族。
 
   茶传入日本,起先也是当药喝。荣西和尚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开头第一句是“茶乃养生之仙药”。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日本的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喝醉了酒,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日本叫“二日醉”,也就是宿酲。荣西就给他弄一碗茶喝,立见功效,权贵群起而效之,饮茶在寺庙之外的上层社会流行开来。这时喝的茶当然是宋代的“抹茶”,磨成齑粉的绿茶。
 
   茶就是这个荣西从中国带回来的。吴自牧的《梦梁录》记录了南宋1241—1274年的世态风俗:“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荣西到了南宋,天天被喝茶,又把它带回日本。
 
   荣西从南宋回来,在长崎县北的平户上陆,在那一带布教,也就把带回来的茶籽种在了福冈和佐贺两县交界的背振山,那里有一种茶的牌子就叫荣西茶。
 
   茶籽又给了拇尾山高山寺的明惠和尚,这是高山寺在京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有一个国宝,叫《鸟兽人物戏画》,可说是日本漫画的滥觞,就收藏在这个庙里。这里种的茶叫拇尾茶。进而传播到京都府的宇治市一带,那里成为有名的茶产地,叫宇治茶。去宇治旅游,卖茶叶的店铺很多,还有宇治茶拉面、宇治茶冰激凌什么的。栂尾所产为“本茶”,其他都叫作“非茶”。
 
▲ 《鸟兽人物戏画》局部
 
   游览京都,都会去一个叫花见小路的地方,去那里看艺妓,特别是舞妓。舞伎身穿艳丽的和服,为伎不满一年的雏儿只涂红下唇,左侧头发上插着假花和流苏,悬想那就是《长恨歌》所歌的“云鬓花颜金步摇”吧。她们系腰带把两头长长地耷拉在身后,是江户时代的遗风,看上去要比狐狸拖尾巴沉重得多。偶然看见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小路走到头,有座庙,叫建仁寺,它就是荣西创建的。
 
   其实,这是二进宫,茶第二次传入日本。日本人爱读白居易,在他们自诩为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写到日常生活中活学活用白居易的诗。他们应该也知道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陈寅恪也论证过唐代“风俗贵茶”。
 
   有文字记载,729年4月,“圣武天皇赐百僧茶”。那时喝的茶大概是唐代的团茶。
 
   陆羽(733—804)撰写《茶经》,他去世那年(804年),日本又派遣使团来唐,里面有最澄和空海,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遣唐。特别是空海,回国之前在越州四个月,学习土木技术和药学。他们带回这本书,以及饮茶这件事。茶基本当药喝,被贵族和僧侣爱好。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老早就有人从大陆之南渡海而来,喝茶也随之带入日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若以史料为证,那么,和尚永忠留学我大唐三十余年,时当陆羽去世第二年(805年)归国,越明年,向嵯峨天皇献茶。不过,从别处拿了来未必就落地生根,朝廷、寺院的饮茶之风没大刮起来。大陆折腾到宋朝,荣西去西天取经,1191年归国。翌年源濑朝受封征夷大将军执掌天下,史称镰仓时代,从此天皇靠边站,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基本是武士即军人掌权。荣西不单取回了真经,开创日本临济宗,还带回来茶种,又著有《吃茶养生记》。这回是武士全盘接过来禅与茶。他们杀出了激情岁月,正需要用一种文化洗掉战袍的血腥,并借以抗衡京都贵族所延续的王朝文化,将自身贵族化。
 
   ▍茶道是什么?
 
   千利休说过:茶道就是煮水、点茶、喝茶而已,岂有他哉。
 
   不过,看茶道表演,觉得本该唱主角的茶,那种绿绿的粉末状“抹茶”,倒像是不大被重视。
 
   只是喝喝茶,难以成道。川端康成说过:“茶道不止于喝茶,如果不加上怀石菜就品不出茶道的意趣。”
 
   所以,茶道不是周作人式的喝茶。他说:“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茶道不单单吃茶,而且吃吃喝喝,按饭局酒局的中国式说法是茶局。恰恰不是自然主义的了。
 
   日本在吃上的讲究大都出自茶道。说茶道是艺术,那么它首先是饮食艺术。既然是艺术,当然与日常的饮食有所不同,也就是脱俗,不再是日常茶饭事。那么,如何脱俗而雅呢?那就是想方设法不把吃喝当吃喝,从物质上升到精神。好吃是看不见的。糕点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本来是吃食,从好看的角度来审美,就超越了吃。相声里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落魄的时候吃,可以填饱肚子活下去,但拿到殿堂上吃,就别有一番意义了,可惜君臣没喝出忆苦思甜似的精神来。
 
   正规的茶道做法是先吃,吃席,吃点心,然后才喝茶。茶道的席叫怀石。本来是写作会席,室町时代(1392—1573)作为武家的礼法形成了这种筵席形式,叫七五三,就是三道菜,第一道七个菜,第二道五个菜,第三道三个菜,足见其豪华。茶道兴起之初大概是筵席的附属,是吃吃喝喝的。到了室町时代后期,诸侯争霸,所以也叫作战国时代,武士们忙于打仗,没工夫吃喝,而且这时节一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开创草庵茶,兴起了简素之风,会席也简化为三菜一汤。日语的怀石与会席同音,茶道要跟世俗的吃喝划清界限,就改叫怀石。况且这就有了禅意,原来怀石的出典是禅院的和尚修行事,肚子饿就抱一块烤热的石头来缓解,意思是吃一点点东西垫补一下。茶会的吃食以少量从简为理想。茶会有七种,中午的茶会赶上饭点,所以跟吃最相关。
 
   平常日本人家里待客,必定上茶,并配以点心,这就是来自茶会形式之一的点心茶会。
 
   有个叫泽庵宗彭的和尚(1573—1646),当过大德寺住持,他在所著《茶亭记》中批评:“当今之人完全以此为招待朋友聊天之媒介,以饮食为快,成为口腹的资助,而且茶室极尽华美,备齐珍器,夸示手巧,嘲笑他人的笨拙,皆非茶道之本义。”
 
 
   ▍吃吃喝喝就要接待、招待、款待
 
   去日本旅游,对日本的接待,服务,往往有好感。日本人善于接待,就出自茶道。
 
   茶从禅寺传到民间。禅寺行“茶礼”,如法炮制中国寺庙仪式化的饮茶方式,再传入民间,甚至是先于滋味,讲究的是形式。这也是因为形式更具有文化性,能显出对文化的崇仰,借以自尊。茶的形式不仅学禅寺的茶礼,而且学宋人的斗茶。
 
   好多地方也跟着栽培茶,品种多起来。室町时代——自1338年足利尊氏被封为征夷大将军,至1573年织田信长把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赶出京都,也学宋人玩起了辨别游戏,再变为赌博的斗茶。可以说,禅寺的茶礼和民间的斗茶这两者结合形成了茶道。
 
   茶道就是请喝茶,以茶待客,要规定一些招待的原则和方法。
 
   泽庵禅师在《茶亭记》中写道:“礼节以敬为本,其用即以和为贵。此乃孔子礼用之词,亦是茶道之心法。公子贵人来坐,则其交淡泊,不阿谀奉承;又或身份比自己低微之人来访,亦以敬相待,毫不怠慢。”
 
   这就是接待的原则与精神。
 
   有一句“一期一会”,我们中国人也有点耳熟了。这就是茶道招待和服务的一个精神。意思你来做客,可能就这么一次,我要尽心竭力地招待。不是那种商业行为,服务好是为了回头客。
 
   ▍侘的美学
 
   茶道有一个用语,写作“侘”,一般解释为寂。这个字的动词有道歉的意思,所以日本人爱道歉,也与茶道有关。关于“侘”,铃木大拙说过,中国古诗人写了“林前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有朋友建议改“树枝”为“一枝”,这样一来,“昨夜一枝开”即所谓“侘”的观念。日本文化就是这么从中国文化中“岔”出来的。
 
   茶道,原先叫“茶汤”,自江户时代初期叫开了“茶道”。《广辞苑》解释:茶道是以茶汤修养精神、探究交际礼法之道。把生理上的渴饮搞成一种形式,去掉其游艺成分(如今中国卖茶叶的店铺搞一两个美女表演,称之为茶艺,确然只是艺),附加精神性,变革为修行,可谓饮茶三层次,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远看像表演,近看是修行。茶会,也就是招人喝茶的活动,主人是演员,客人也参与演出,好像能乐舞台上伴奏伴唱之众。大概茶道这个词过于形而上,现今茶人也多是用茶汤的说法,倒是我们中国人凭自己对汉字的想象远远比日本人更中意这道字,玄之,又玄。明治时代美术界领袖人物冈仓天心说,茶道是“乔装打扮的道教”。当初立茶道,日本人用老庄做注脚,如今中国人说茶道只认它是日本的。日本人说过去的事情常用些近世以及近代的用语,而我们照搬过来,往往用中国现代乃至当代的意思来理解,自不免有误。
 
 
   ▍茶室的由来
 
   日本有一种极简的旅馆叫胶囊旅馆,听说中国哪里也有了,就是从日本海归的人创办的。胶囊旅馆的天字第一号是1979年在大阪降生的。黑川纪章设计,这位建筑家也是保守派论客,提倡“生命原理”。或因姓中带黑,好黑色,传闻1960年代流行黑就他始作俑。
 
   胶囊旅馆这种玩意儿恐怕也只有日本人想得出,因为他们有茶室。日本人住兔子窝也是有茶道精神垫底的。
 
   起初请人来家喝茶并没有特设的茶室,用屏风之类把宽阔的房间隔出一个活动空间,叫作“围”。
 
   “茶室”是江户时代才叫起来的。利休的时代叫茶汤座敷、数寄屋、围,是在书院式房屋里隔出一个做饮茶活动的空间,利休才建造了独立的小房子。
 
   起先的书院茶室是六叠,例如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修建的“寒云亭”,八叠。
 
   为把茶道仪式化、神秘化,茶人建造了四帖半大小的茶室,用狭小来拘束客人与主人的关系,使客人逼视内心。不过,茶室坐落在“露地”,即通路和庭园,客人经过露地,净手漱口,进入茶室。这就是所谓“市中山居”,追求脱俗,脱离日常生活的境界。
 
   草庵,是草葺泥抹的房子,所以,茶道之美起初就是与建筑有关,也就是茶室,与大陆全然不同的建筑空间。对于书画、陶器也有了独自的评价标准,书画推崇牧豀,陶器重视朝鲜半岛的粗糙的日常用具。彻底确立这种审美的是千利休。一个世纪以后,芭蕉在俳句这种文学形式上追求这种审美。
 
   建筑也好,文学也好,本来是人工的,但面对极尽人工的中国美,他们自知学不来,干脆来一个反其道而行,极力反人工,用所谓简素来反对金阁寺那样的人工之美,无限地接近非人工,建立了另一套审美。不过,这种非人工其实也费尽人工,正如慈禧太后吃的窝窝头已经不是穷百姓的窝窝头。
 
   做茶道活动的茶室通常是四叠半大小。叠这个汉字在日本训读为草垫子,音读是计数草垫子的量词。房间面积按叠算,叠大小不统一,京都一带是4750px×2385px,而江户(今东京)是4392.5px×2197.5px,这也叫乡下尺寸。武士有权有势了,兴建豪宅,脱胎于京都贵族的寝殿式房屋,叫作书院式。所谓书院,本来是禅寺里称呼客厅兼书斋,由此也可见武士对禅文化的热衷。武士也要很文化,屋里用来挂字画、摆花瓶的地方叫床之间。17世纪初定型,现今和式住宅基本是书院式。旅游日本,在和式旅馆的房间里用餐,背对床之间是上座。
 
   茶室有各种叫法,例如在广阔的房间里用屏风什么的隔出一个五、六叠的地方做茶道活动,就叫作围。千利休一派的茶室叫“小座敷”。
 
   书院式豪宅里请人喝茶,地方起码有六叠,宽敞而豪华。对这种做派,室町时代(1392—1573)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很反感,毅然把茶室缩小为四叠半,叫草庵茶室,这么简素就是侘。他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参禅,茶也喝出禅味,而一休多才多艺,珠光得以在艺术上开眼。四叠半构成一丈见方的房间,显然是效仿维摩诘居士所居的方丈之室。维摩诘作为在家菩萨与大智的文殊菩萨论辩大乘妙理,这个佛经故事是禅寺的常识。维摩诘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或许小小的茶室也暗含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亦即精神性。
 
   周作人说:“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窃以为茶道之所以有“宗教气”,看其生成史,恐怕首先是禅茶捆绑着传入日本的缘故。
 
   武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权,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以抗衡京都的贵族文化,并且把自己修养为贵族,恰好这时候僧侣从中国拿来了禅和茶,他们就统统接过来。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本身就是大茶人,茶道成气候,厥功甚伟。这当中自有对先进文化的崇媚。其实,炮声一响,我们拿来主义和精神不也是到处附会,近乎宗教情绪么?大可不必为那些道而友邦惊诧。
 
   周作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而使茶成道的千利休给茶道设定了“第一在于以佛法修行而得道”,那是片刻也不得优游的。
 
   村田珠光的弟子武野绍鸥把四叠半的茶室抹土墙,用竹椅,进一步追求侘之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以小出侘,把四四方方似升底的四叠半茶室改为不足二叠。京都里千家的今日庵即这种小间的代表,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所建。不留余白,主人与客人几近促膝,也未免无所不用其极,倒像是过于执迷了。
 
 
   东京的新宿、涩谷等地小胡同里有非常小的酒馆,三五客人一个挨一个坐,里面的人要出去方便,全体起身到外边去,大概这就像茶室风情。
 
   千宗旦再次归隐时建造的又隐是四叠半,这是茶室的普遍形式。更绝的是千利休在大阪看见渔民钻进船里的入口,看出侘,觉得有意思,于是在茶室窗下开个口,也就二尺见方,供茶客出入。写作躏口,也叫潜,就是钻的意思。
 
   江户时代(1603—1867)儒者太宰春台写道:“开有小窗,白昼也昏暗,夏天甚热,客人出入的口如狗窦,爬将进去,呼吸不畅,冬天也难以忍受。”这样爬进爬出确像被蹂躏。书院的茶室可以昂然而入,草庵茶室先得在躏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来,往里探头,便看见正对面的床之间,挂着有禅意的墨迹,“初发心时便成正觉”。钻将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这就是脱离世俗与日常的美的空间。
 
   进过和式房间就知道,不宜站立,一切东西是坐下来或跪下来看的。茶室小,器具、颜色等与之搭配,审美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京都妙喜庵有一个粗陋的待庵,四叠半,据说是千利休指导建造的,国宝。千利休把茶不是当作游艺,主人和客人都要当作宗教性修行。有权有势的人屈膝钻过去,先就得抛开一身的尊贵。
 
   如周作人所言:“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中国人看得懂茶道。不过,抹茶虽然是我们宋代人的喝法,但茶道把它像刷锅水一般递过来,往往难入口,更何况跪坐在草垫子上也是活受罪。
 
   有人说日本文化的特征是缩,从茶室做得那么小、俳句写得那么短来看,却像是那么回事,但看看相扑力士被喂得那么肥、大佛建得那么大,就不是缩,而是扩。日本也是一个很爱走极端的民族。
 
   记得几年前,对日本人朋友说起中国人买房子,动辄一百多平米,他露出怀疑的眼光。如今日本人也追求住得宽敞,这是违反茶道精神的。
 
   ▍名贵的中国舶来品“唐物”
 
   请人品茶,聚众斗茶,要布置一下环境,挂上画,摆上花,拾掇庭园,洒扫路径,乃至炫富争豪。毕竟茶的产量、品种都有限,不能像中国那样下功夫品,以助谈兴,便掉转眼光看器物。当时的名贵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叫“唐物”。对中国文化的敬畏之心古已有之,拥有了唐物似乎就拥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感。最被珍重的天目茶碗是福建建窑烧制的,留学的僧人从浙江天目山的佛寺里拿回来,故名天目。
 
   织田信长好茶,强取豪夺地收集唐物,并用来赏赐。师事过武野绍鸥的武将松永久秀谋反,织田让交出“平蜘蛛”茶釜免罪,松永不献,砸碎了茶釜同归于尽。泷川一益是织田信长麾下的四大天王之一,论功行赏,比起大片的封地,他更为没得到织田的“小茄子”茶罐而丧气。
 
 
   饮茶渐成风,茶碗却不够用,于是把大陆日常吃饭的碗、喝水的碗乃至笔洗,杂七杂八都派上用场。据说千利休喜爱的云鹤茶碗本来是朝鲜半岛上用来喝汤药的,德川将军本家传承的天下三茶罐之一“初花肩冲”居然是杨贵妃用来抹头发的香油壶。民间学权贵也凑到一块儿喝茶,用不起唐物就顺手拿日常器物代替。起初看似矫情,甚至有点变态,渐渐地见怪不怪,喝得美滋滋。扯上二尺红头绳,穷人自有穷人的做法和美法,说不定街上流行破牛仔裤就是从破衣烂衫中发现的褴褛美。
 
   周作人说:“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他这里说的“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日本人恰恰从这里所说的“简陋万分”下手,打破了中国文化,形成它独特的审美——侘。
 
   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1474年前后在大德寺跟一休参禅,悟得佛法在茶汤中。“茶意即禅意,不知禅味则不知茶味”,“茶事,以禅道为宗之事也”,这茶喝起来就有了禅味,茶禅一味。珠光说:“茶汤出于禅宗,专事僧之行”,此道第一不好的是心的我慢、我执。
 
   村田珠光以及武野绍鸥、千利休一脉三人都曾在大德寺参禅,把禅的思想附会到茶汤里自是顺理成章。大德寺的鼻祖是跟南浦绍明参禅修行的宗峰妙超。
 
   南浦到宋朝留学,地在产茶的杭州,归国带回来茶台子、釜、风炉等一套茶具,还有七部关于茶的书,就藏在大德寺,自然也传承中国茶礼。最表现禅意的是茶室里悬挂的墨迹,禅者所书,据说始于珠光把一休当毕业证书赠与的宋禅僧圜悟克勤墨迹(国宝,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裱褙一番挂上墙。与图画相比,从墨迹读懂禅意也需要一点文学修养。到了千利休,甚至把挂轴举为茶道的第一道具,而墨迹在挂轴中第一。“用禅者的墨迹,心底感受放下万事不执着的言辞,使自己的心大为安闲”。
 
 
   ▍侘茶,日本审美的一种
 
   村田珠光从俗从众,不再专注于唐物,偏向接待客人的精神,此即茶之道。
 
   开始用日本人制作的“和物”,唐物也选用粗糙简陋的东西,从而混同了和汉之界。能够从中国文化的残次品里发现日本美,也是因尊重唐物,靠唐物的古典美练就美的观照力,得以在看似粗陋的日常器物中选出富有生命力的造型,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茶杓也不用银的、象牙或水牛角的,用竹子做。搭个草庵请喝茶,称作草庵茶,这就是“侘茶”。
 
   不过,“侘茶”这个词是江户时代才有的。千利休的高徒宗启著《南方录》强调精神论,所述千利休的观点和喜好是后世茶道的基本,对“侘茶”观念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被视为茶道的圣书,其实此书是江户时代的伪作。珠光主张不完整美,云间月胜过当空一轮月。苏轼吟道,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说不上谁胜过谁,淡妆浓抹总相宜,自有一种豁达,我们觉得有禅意。把圆视为正常,缺则不正常,赏缺似乎是另一种禅意。
 
   “侘茶”最后由千利休完成,并传承后世。利休先后侍奉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大霸主,某日,朝颜(牵牛花)盛开,邀秀吉来家开茶会。一统天下的秀吉好大喜功,好茶也胜过戎马倥偬的信长。兴冲冲前来,孰料利休把庭院里的朝颜统统拔掉了,只在茶室里插了一朵。这就是“侘”之心造成的“侘”之美,或许也含有对拥有天下的嘲讽。秀吉惊叹之余,恐怕也怒不可遏,因为他的审美标准是传统的,让利休给他打造黄金茶室,举办茶会盛大而辉煌,借机炫耀权势与富贵,与“侘茶”是鲜明的对立。乐茶碗有黑赤两种,利休喜好黑,而丰臣喜好赤,讨厌黑黑的。茶室与世隔绝,但利休其人不甘闲寂,热衷于政治,却又不失独立而顽固的匠人之心,作为秀吉豢养的茶头,敢于在审美上与主子对立,终于惹来杀身之祸。说来日本人赏樱花的云蒸霞蔚,却是与“侘”正相反,所以也不要用一种审美把日本人看死。
 
 
   继承村田珠光的武野绍鸥是商人,追求草棚拴名马的对立美,避免相杀,有一种相乘效果。他创作了狭小的茶室,将草庵茶简化并深化,更注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侘”,与豪华相反,简素。不消说,这本来是禅的作风,而且欧阳修也曾就绘画艺术提出“萧条淡泊”之说。绍鸥主张“侘”基于心的本性,不是装。“侘”不是从碗上看出来,不是从汤里喝出来,而是心里有“侘”,则无处不“侘”。千利休跟绍鸥学茶,并尊崇村田珠光,奉他为茶道鼻祖。跟千利休学茶二十年的豪商山上宗二1588年记录:唐碗被弃之不顾,当世用起了高丽碗、今烧碗。
 
   脱离唐物,刻意去中国化,也不免闹出笑话。大阪湾有一个地方叫堺,与明朝贸易而繁荣,是千利休的家乡。那里立着纳屋助左卫门的铜像,作家城山三郎的长篇小说《黄金日日》就写他。他是贸易商,1594年从吕宋(今菲律宾)“暴买”五十个吕宋壶,献给丰臣秀吉。千利休帮着兜售,诸侯争购。助左卫门出了名,被坊间冠以吕宋二字。可是,国际倒爷不只他一人,很快就事发,所谓吕宋壶,原来是当地的夜壶。大祸临头,助左卫门把家产都捐给大安寺,外逃柬埔寨。传闻大安寺藏有这种吕宋壶,乃镇寺之宝。
 
   点茶不是沏茶、泡茶,而是用茶勺把抹茶从茶罐舀进茶碗里,沃以热水(汤),再用茶筅像刷锅一样转圈搅。满满点这么一碗,大家轮流啜,叫“吸茶”。与近乎完美的天目碗相比,朝鲜半岛烧制的高丽碗是老百姓日常用来吃饭的,造型不均衡,釉彩浓淡不匀,但个头儿大,大概很适合“吸茶”。
 
   宋元陶瓷器已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学我者死,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大陆的审美秩序,不跟着一条道上跑到黑,另辟蹊径。这几乎是日本人把中国文化变成日本文化的基本路数。使用日本造,远不如天目碗细腻光滑,可它沉甸甸,拿在手里更有感觉。而且中国人使用桌椅,对于在榻榻米上起居的日本人来说,天目或青瓷的唐碗底足有点矮。千利休亲自设计,指导陶工长次郎用秀吉建造聚乐第掘出来的土烧陶,这就是乐烧,也叫乐茶碗(当时叫今烧),做出了地道的日本抹茶碗。北大路鲁山人也是像千利休这样动脑不动手的陶艺家。乐茶碗一般用手捏坯,当然不如辘轳转出来的圆,歪歪扭扭,千利休说它美,大家也跟着说,越看越喜欢。如今中国人被西方当代艺术启蒙,也喜欢上日本陶器,很多摆上土豪或小资客厅的器物在日本算不上一流货色,说不定哪天也从中审出什么美。
 
   唐代诗僧皎然有一首诗,不止于“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唐诗人卢仝),写尽了茶道的精神性:“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不过,“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子是道家仙人,陆羽《茶经》也提到,就弄得神秘兮兮。
 
   “侘茶”的审美被独尊,但也有远州茶那样追求华丽的。重视心的茶和偏重技艺、器物的茶各有所成,后者发展了日本的工艺、饮食等眼见为实的美。“侘”,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审美角度。丰臣秀吉征讨小田原城,千利休随军,用竹子做了个花瓶,“侘”到了极致,但后来被当作名物(有来头、有说道的器物,武野绍鸥“所持名物之茶具六十种”),也贵到极致。反对奢华,本应以“圆虚清静的一心为器”,却造成另一种奢华。简素本身不简素。如今茶道是一种生意,备置一套茶具就得好多钱,还要交学费。果真秉承千利休精神,身边吃饭的家伙不就可以搞茶道么?人们对这种简直像遭罪的传统文化敬而远之,除了爱好者,基本是女人当作嫁入好人家的修养苟延着。
 
   千利休被迫切腹之前给大德寺和尚古溪宗陈写了辞世之句:白日青天怒电走。这就不大有禅味了。
 
 
▍日本美的由来
 
   日本的美,一是从中国文化的残次品中来,再是对中国文化加以破坏,也就是所谓解构吧。中国美讲究对称、完整、和谐,日本对此加以破坏,便造成日本的不完全美、残缺美。因为完整的时候是美的,别具只眼,这种残缺就可能成为另一种美,例如断臂的维纳斯。完整的维纳斯肯定是很美的,不是一开始就缺了一只胳膊,但断臂之后,人们也觉得美。
 
   珠光、绍鸥、利休三代主张闲寂简素的风情,对抗以唐物为贵的风潮,但他们并没有打出“侘”的旗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柳宗悦提倡“用之美”,在日常器具中发现美,无以名之,这个“侘”的美意识才张扬开。
 
   周作人说:“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
 
   茶是荣西从南宋带回来的。他不畏艰险地渡海,不是为了卖茶去,而是去西天取经。荣西自幼学佛法,十四岁在京都市东北的比睿山落发出家。他觉得日本的佛法有误,决心去大陆求学正法。但生逢乱世,遣唐使已断绝三百年。终于在1168年4月,他二十七岁,扬帆起航,成功登陆。他到天台山万年寺学习禅宗,于9月回国。带回了天台经卷60卷。后来他又想去印度,礼拜释迦八塔。1187年再次渡海,抵达南宋的都城临安。但没有获准,无法继续西行,便掉头回日本。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浙江省瑞安。他干脆不回去了,到天台山万年寺,拜虚庵怀敞为师。又去天童山景德禅寺学临济禅。四年后(1191年)归国。日本和尚取经,不仅带回经卷,而且文化、物产,能带的都往回带。荣西把茶也带回来。因为喝茶可以提神,修行时驱除睡魔,在禅寺的程式里已形成茶礼。大概他是作为禅的附属品带回来的。所以,茶和禅捆绑着拿来,天然就联系在一起。
 
   茶室里最重要的地方是“床之间”。哈腰甚至屈膝钻进茶室的入口,迎面是“床之间”,那里挂着书或画。所谓茶道的禅意,主要体现在书画上。但是画不好懂,所以更重视墨迹,写个“无”什么的,让人使劲儿寻思。
 
   据《南坊录》,千利休说过:“挂轴是第一的道具。”虽然此书是伪书,但起码可以说那时候已经对挂轴如此重视,而后世就当作千利休的教义崇奉。
 
   而且,挂轴中以禅者的墨迹为第一,大概是因为墨迹的内容比画更明确地表达禅意。所谓墨迹,在茶道中就是指禅僧所书。
 
 
   利休的茶道如今已传了十几代。第三代是千宗旦,他隐居,由三儿子继承,叫表千家。表千家的象征性茶室,叫不审庵,据说来自大德寺的古溪和尚写了一行“不审花开今日春”。千宗旦在不审庵的后面建了一个茶室叫今日庵,后来四儿子继承,就叫里千家。这个今日庵是里千家的代表性茶室,据说大德寺的清岩和尚写下的“懈怠比丘不期明日”。还有个二儿子过继给武者小路那里的漆匠,后来又回到千家,他搞的茶道叫武者小路千家。这就是三千家。
 
   临济宗的历史就是禅宗后期的历史,而杨岐派的历史就是临济宗后期的历史。所谓“杨岐灯盏明千古”,在日本的镰仓时代,禅宗二十四派,有二十派出于杨岐法系。在中国是著名漫画人物的一休就是杨岐派弟子。圜悟克勤给嗣法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写了一纸证明,证明他已达到大彻大悟。绍隆的法系在宋元时期与日本临济宗关系最为密切,这纸墨迹就流传到一休手里,他又送给田村珠光当毕业证书。这是最古的墨迹,被茶道珍重,作为国宝,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日本有一种咸萝卜,叫泽庵,传说是泽庵和尚在庙里腌制的,他的墨迹也被茶道珍重。吉川英治的小说《宫本武藏》,说剑禅一味,就是这个泽庵和尚教说的,大概有腌萝卜味儿。
 
   不过,如果说禅的教义是超越形态把握精神,那么,茶道正好相反,是借助形态、形式来寄寓精神。茶道并没有使事物单纯化,而是在繁复与程式之中制造出某种精神。
 
   对于日本禅,胡适不以为然,在日记里记下:“日本人铃木大拙近年大讲禅,其实越讲越胡涂!而英美颇有人信从他,故不可不矫正。铃木一流人的大病有二:一,不讲历史。二,不求理解。”“铃木一流人,总说禅是不可思议法,只可直接顿悟,而不可用理智言语来说明。此种说法,等于用X来讲X,全是自欺欺人。”有人还说,胡适说铃木大拙在那里骗日本人呢。日本人为树立并张扬自己的文化,把日本文化弄得玄乎又玄。能这样看破的,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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