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军:制度创新打造“双创”高地

来源:《北大人在深圳》第一辑  访问量:1012


个人简介:徐友军,男,汉族,1959年9月生,北京人,1984年9月参加工作,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副教授。现任深圳市政协副主席。2011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授予中国知识产权1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

 

1977年高考


1977年10月,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西山农场。正在“学农”摘苹果的北京五十六中的师生被告知停止学农,提前返回学校,徐友军就是其中的一名高二学生。

当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消息让当时正在上山下乡的中国千万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从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从返回学校到参加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徐友军在内的五十六中的师生当时都还不知道文科也恢复了招生,所以徐友军是在理科班备战了一个月后才转到了文科班,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下了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的高考还是先报学校后考试,徐友军说:“我是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想法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二志愿就是北京经济学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还没有考英语,考试科目为数学、语文、史地和政治四门,徐友军便在高考中斩获了数学和史地两门满分。

当年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他们中有农民、有工人、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应届高中生,总录取率只有4.8%。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对于不同的报考身份还有着不一样的招收标准,其中对应届高中生的招收标准是最高的。在录取结果公布后,北京五十六中全校师生只有三人被录取,一位青年教师考去了清华,另一位同学上了北体,徐友军则来了北大。


燕园轶事


刚过完18岁生日的徐友军来到了燕园。此时的燕园已有12年没有招收应届高中生了,所以北大法律系77级呈现出了巨大的年龄差异。作为应届生,徐友军是班上男生中年龄最小的,所以他和另一位应届女生,被同学定位为班里的小弟弟和小妹妹。而就是这位平时在班上不大起眼的小弟弟,却在刚开学时让大家刮目相看。

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主命题,录取的分数线也不一样,所以刚入学学校就举办了一场入学测试来探探底。“面对入学考试,大家都高度重视,生怕到时候没考好,别人就认为你那个地区来的不行。”徐友军自然也带着不小的压力在准备。当时因为年龄比较小,也不知道去哪里搜集考试重点,徐友军就自己一个人天天跑图书馆,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复习,埋头苦干。最后考得也特别不错,得了一个优。当时得优的全班只有为数不多的小部分,这也让班上同学记住了他这位小弟弟。

徐友军平日就喜爱钻研,尤其喜欢做一些创新的尝试。在一年的五四论坛上,徐友军写了一篇题为“谈法预测学”的论文,主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某个区域未来犯罪的情况。虽说“法预测学”直到现在这门学科也没创建,但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创新独特的论题,也让班上年长一点的同学说到,“别看你平时默默无闻,又冷不丁给大家一个惊喜。”

这股敢想敢做的钻研劲儿,陪着徐友军在北大度过了本硕六年。到了研究生毕业时,喜欢研究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徐友军便想写一篇关于比较刑事诉讼的毕业论文。由于当时资料收集比较困难,尤其是外文资料,徐友军为此是想尽了办法。在收集到的大量英文资料中,有一篇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M.Damaska教授的论文让他颇感兴趣。为了读到这位教授的论文,徐友军便开始在学校图书馆找,找不到就跑到北图去找(现国家图书馆)。徐友军心想:要是连北图都没有,哪儿还能有?那只能是找作者了!于是在80年代的中国,徐友军还真就给远在重洋的作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为:“我在远隔万里的中国,是北大的研究生,非常想拜读您的大作。我要找寻的这份资料在中国怎么找也找不到,希望您能帮助我。”这份书信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果真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不仅复印了徐友军想要的资料,而且将他认为会对徐友军论文有帮助的另外一些资料也一并寄了过来。这样厚度达一本书的资料从耶鲁大学邮寄过来,在当时的北大法律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等搭架完论文框架,收集好资料,离答辩就只剩一个月了。徐友军给自己定下了任务:论文一个月必须写完,不管周六还是周日必须每天写三千字。上午一千、下午一千、晚上一千,这样十天就是三万,一个月差不多十万字左右。就这样,徐友军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三万字的研究生的论文让他洋洋洒洒写出了十万字。论文题目为《比较刑事程序结构》,后来这篇论文编辑成书于1992年3月出版。

这篇硕士毕业论文不只是篇幅达到了博士论文的长度,用徐友军自己的话来说:“这还是我一个学术高峰。我看到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必读书目就把我这本书给列入了。所以说搞学术不在于写多少万字,不一定非要搞个五六十万字。我这本书才十万字,一个小册子,但很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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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刑事程序结构》,现代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北大法律系77级被称为“黄埔一期”。从这一级的83名学生中走出了国家领导人,著名教授、政商界精英……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法学人才,也是在各个领域引领我国法治建设的佼佼者。其中,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仅是徐友军的同窗好友,还是同一寝室的室友。来到北大后,李克强与徐友军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他们俩都睡在下铺,床对床,中间横着一张桌子。提到这位同窗室友,徐友军回忆说:“我第一次离开北京,还多亏了李克强的推荐。”那是校团委组织的一次夏令营活动,让各班推荐优秀同学参加,前往大连与当地院校举办交流活动。当时担任学生干部的李克强就向学校极力推荐了徐友军,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还是徐友军第一次离开北京坐船横穿渤海湾,这让他觉得非常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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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军(右一)与北大法律系77级第一组同学合影


在北大上刑事侦查学课的时候,老师要求全班同学自由组合,两人一组。李克强和徐友军便组成了一个小组,合作来完成模拟犯罪现场的拍照、画图、分析等任务。其中有一次作业是洗印照片,需要拍完照后到暗房,自己配药水冲印放大。李克强和徐友军拍了一张合影,由于刚接触洗印冲扩还不熟练,徐友军在暗房冲印照片的时候,把照片给冲印反了。本来别在左胸口的校徽洗出来却挪到了右边,这也就成了他们唯一一张“不按要求”佩戴校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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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与徐友军的刑侦课作业


    “他能做到一天读一本书。” 说到对这位总理室友的印象,李克强的这一读书习惯让徐友军记忆犹新。“我估计他可能也有详略之分,但他能保证一天把一本书读完。”在文革刚结束的那段时间教材特别少,以至于很多学科都还没有教材,所以偶尔出一本书大家都求知若渴。有一次新华书店出售北外编的《大学英语》,徐友军赶紧跑去买了一本。带回寝室后,李克强说:“借我看看吧。”徐友军随即借给了他,虽说外语教材不同于其他书籍可以一天一本,但也只花了一周,李克强便读完了本应该花一个学期才能读完的《大学英语》。 这令徐友军当时十分惊讶。

在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李克强带着徐友军等六、七名同学一同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毕业后都留在了北大工作。

 

北雁南飞


1993年8月,在留校工作近十年后,徐友军迎来了他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已是北大法律系副教授的他离开了学习工作了十五年的燕园到了深圳,这也是徐友军第一次来到深圳,之前他对于深圳的了解仅仅是基于媒体报道。“因为小平南巡,深圳在全中国知名度很高,我就投奔过去了。这有点像早年很多上海的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徐友军这样表述自己当时来深圳的心境。

实际上在这之前的一两年,徐友军已萌生了离开学校的想法。徐友军心想:自己连同本科加硕士加教书在校园待了十五六年了,一辈子不出校园,这是不是有点太遗憾了?徐友军的内心渴望着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没过多久,徐友军就等来了这样一个机会。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并且相较于北京与上海,深圳的特区立法权空间更大,它可以对上位法做变通,可以有所突破。于是,深圳市政府就开始引进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才入深。“我当时对出去后的职业选择考虑较少,就想着先来深圳再说。”

徐友军马上投了简历,当时深圳市把申请材料分为A、B、C类,徐友军的申请材料一交上去就被评为了A类。根据政策要求,他还认真准备了考试,都快上考场了,又接到通知说博士和副教授以上的免考。就这样,徐友军免试进入了深圳市政府法制办。

刚来到经济特区,徐友军回忆说:“城市建设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上海宾馆以西就是庄稼地了,但有两个直观印象是很深的:一是深圳的五天半工作制,当时全国还是六天工作制。所以我当时感觉特别好,觉得真不愧是经济特区,上班时间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二是取消了粮本。在1992年,全国还有粮票、粮本的时候,在深圳买粮食就已经和买别的商品一样了。”

进入到深圳市政府法制办这一新的工作单位,对徐友军来说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从自由散漫的不坐班转变到严格考勤的坐班。在北大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都有着自由宽松的环境,上课也不点名,有课就去,没课就在家看书。可到了政府,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每天就得按时上班。不过在徐友军看来,这个转变还只是外在的,真正需要转变的则是从特立独行到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前研究学问,尤其在北大,在做学生时就什么学术权威都敢去挑战。可是在政府机关,因为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徐友军坦言:“在北大工作生活了十几年,这个转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知识产权:以保护促创新

在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工作十三年后,徐友军从法制办副主任提升为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市版权局)局长、党组书记。深圳是一座充满了创业创新气息的城市,深圳的国内专利申请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等各项创新指标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PCT国际专利申请,深圳约占全国一半。有效发明专利密度也居全国之首。具有如此强大创新能力的深圳,与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徐友军总结说:“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一对双胞胎。”

发明创造是私权利,但涉及到对它的保护,则是公权力的范围。简单来说,一个公民申请一个专利,怎么让它投入生产进入市场这是私人的行为,是公民的私权利。但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则必须有公权力的介入。如果不保护,倘若某家企业投入巨资研发了一个科研成果获得了知识产权后,让没投入研发的人可以随意盗用的话,就等于是鼓励偷窃行为。这样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搞原创,社会的创新能力就会大大削弱。

所以当时深圳知识产权工作领域的口号就是“以保护促创新”。于是,徐友军一上任就给时任市委书记递了一份报告,想要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立法。后来这份报告经市委书记批示后转到了深圳市人大,最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立法形式出台的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综合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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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公司向深圳市人民政府赠送“保护知识产权,构建和谐社会”的牌匾(左二为徐友军)


说到知识产权保护大案,很多人会想到“快播案”。2014年6月26日,因涉嫌多次严重盗版侵权,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以2.6亿元巨额罚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对侵犯知识产权企业开出的最大行政罚单。当时的执法部门是深圳市大部制改革后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张巨额罚单就是在徐友军任局长期间开出的。

“无救济则无权利。”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度的计算一直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核心难点问题。要想搞清楚非法经营额,若是按传统方法到涉嫌侵权公司去查账,往往算不出非法经营额有多少,也就无法以此为基数,给予一定倍数的罚款,最后只好在法定限额50万以下进行行政处罚了事。徐友军心想,相比于侵权的高收益,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很难起到处罚侵权者,维护市场秩序的执法效果。在北大法律系学习工作十几年的徐友军想要另辟蹊径地来确认非法经营额。他从被侵权者腾讯公司花费的版权费入手,腾讯公司购买网络视频版权共花费八千多万元,但这些视频节目没经允许就被快播公司转播了,徐友军发现这不正是非法经营的数额吗?对于2.6亿的“天价”罚单,徐友军说:“这张天价罚单可并不天价,按照法律规定可以按非法经营额的1~5倍来处罚,我们还只是以八千多万元为基数,取了中间数3倍来进行的罚款。”此案的办理得到了汪洋副总理的表扬。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操盘手


2013年3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深圳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历经55个月,新登记商事主体211.35万户,比改革前增长了310%,深圳商事主体数量累计达295.7万户,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深圳营造了宽松便捷、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多项改革措施被全国复制推广。而这次成功改革的背后,离不开时任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徐友军率领的改革团队的筹划和实施。

改革前,在商事登记领域是先证后照,即先向政府部门申请取得相应许可证,再到工商部门申请企业营业执照。“这就好比一个自然人必须先考取律师资格,再取得居民身份证一样,这有多荒谬!”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一个自然人有了身份证之后,他再根据需要去考取会计师、律师等资格。企业也是一样,拿到营业执照就像是企业的出生,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可以在法律没有特殊限制的领域自由生产经营,若是要生产经营药品、食品等,再去申请相应的许可证。商事登记制改革的第一项就是把“先证后照”,改成“先照后证”,让商事登记制度回归正常的法律逻辑。

第二项改革是将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即不要求企业注册登记时资产一定要达到多少,认缴金额、认缴时间、认缴方式等均由股东内部协商一致确定。改革前,政府管理部门对无形资产入股管控很严,占股多少法律有规定,无形资产值多少钱要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要股东之间达成一致就行,政府的不当干预,侵犯了私权领域,属于政府的越界行为。

此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还包括将企业年检改为年报、三证合一、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等共六大方面。这些在全国率先出台的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央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的肯定,在全国的商事制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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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商事登记首张电子营业执照颁发仪式


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势必伴随着改革难题与阻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与当时《公司法》及《刑法》的相关规定有冲突。那该怎么办呢?徐友军说:“改革不只是需要胆子大,还更需要讲究策略。”他先是组建了一个课题组,研究改革的方案细则、各国现行做法等,完成了一百多页的调研报告。在做好了详实的准备工作后,改革团队在市委支持下,来到了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总局等寻求支持。最终,国家工商总局将深圳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列入了总局工作计划,作为总局的一项工作交由深圳试点先做。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也支持深圳就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先行立法,实现改革与立法同步。

回顾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全过程,徐友军感慨地说:“如果要让我说我这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当前,深圳市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05户,创业密度居全国首位,此外,发明专利密度也居全国首位。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创新之都。而无论是以保护促创新,还是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促创业,徐友军都希望深圳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法治化之路。

 

【祝福北大120周年】

很感谢母校培养了我们,我们的血脉中流着北大的血,身上留有北大的烙印。离开母校25年,不管是在深圳还是在全国其他城市,不管是参加企业家聚会还是出席政府工作会议,我们都能在芸芸众生中辨认出谁是校友,北大人独特的表达方式,谁也无法模仿。非常感谢母校,我在南国深圳遥祝母校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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