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淫浸四十多年后，年逾花甲的经济学家现在可以自豪地回顾围绕他智慧编织的一生。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艾伦˙奥尔巴赫（Alan Auerbach）是当今最顶尖的税收与公共财政研究专家，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担任Robert D. Burch讲席教授（法学与经济学）。

　　在艾伦˙奥尔巴赫的一生中，学术成就和荣誉不知凡几，一一罗列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他的文章经常见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经济学的顶尖杂志，1987年与Laurence Kotlikoff合著的《动态财政政策》（Dynamic Fiscal Policy）至今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艾伦˙奥尔巴赫还担任过学术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主编，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等的副主编，以及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的主编。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外，他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美国税务协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主任和加州大学（伯克利）经济系主任等职务。

　　公共政策讨论中，特别是涉及税收与公共财政话题时，很多人都想听一听艾伦˙奥尔巴赫的看法。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在全球掀起了一场不平等问题的大讨论，而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公共舆论中，艾伦˙奥尔巴赫的观点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现如今，艾伦˙奥尔巴赫仍活跃于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的第一线，而且保持着高产。今年以来，他已经和合作者完成了四篇工作论文。六月的一个下午，深圳下着大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在酒店采访了艾伦˙奥尔巴赫。当时他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参加201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他对这里的一切印象深刻，采访中还对“欣欣向荣的校园”大加赞赏。以下为艾伦˙奥尔巴赫教授专访文章的第一部分：

不平等没那么严重，趋势将会逆转

　　记者：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在全球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您怎么看这项研究？

　　艾伦.奥尔巴赫：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研究不平等问题的文章开始大量涌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学者们围绕托马斯·皮凯蒂的假设展开讨论，发现有很多话题值得去探讨，我只是选择性地讨论了税收与公共财政在促进经济福利中的作用。

　　托马斯·皮凯蒂重点探讨了财富的不平等趋势，但我认为消费的不平等才是真正应该被关心的问题。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消费不平等远远小于财富不平等，各年龄段均是如此。比如美国40-49岁年龄段的人，1%的最富有的人占据着18.9%的社会财富，但他们的消费却只有9.2%；相反，20%的最贫困的人口，只占有着2.1%的社会财富，但消费却达到6.9%。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虽然离完全的平等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们消费了比自己财富更多的社会资源。

　　消费不平等能够显著小于财富不平等，主要得益于我们的财税制度。它作为一个整体，不但极大地降低了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且还降低了人们的消费不平等。但在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记者：关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您认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

　　艾伦.奥尔巴赫：我们确实需要更多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指标，例如过往经验、生活质量、寿命、医疗和教育等。如果从美国人50岁的全部收入来看，会发现结果和之前的研究相当吻合，也就是说收入最高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占比很高。对女性而言，这个现象更加显著。寿命的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失，然后收入集中在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中。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艾伦.奥尔巴赫：我猜测可能是一些个人行为或者性别平等等活动所致，但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源自毒品和自杀问题。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一生当中的资源分配，包括现在的财富和未来的劳动收入，而不仅仅是现在手里拥有的财富，因为我们要考虑寿命问题。但是经济学家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甚至说仅仅衡量现在的财富都相当困难。

　　但我们想出了另一种替代方法来测算家庭在未来可能的消费量。我们可以通过家庭现有的净财富加上未来劳动收入的估计值来预测未来的支出，还要考虑到未来将要缴纳的税款和收到的转移支付量，以及整个生命过程中基于借贷限制所拥有的平滑消费。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了不同的测算办法和边际平均税率。此外，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之前那些研究中称的静态计算。你看看之前的研究就发发现，他们只用某一个时点上全部年龄层人群的财富和收入来衡量不平等程度。

　　记者：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阶梯税率，富人的税负比穷人要高，甚至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移民国外，这样的话不仅造成了财富外流，也带来了人才流失，您怎么看？

艾伦.奥尔巴赫：不只是中国，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存在，可能在问题尤其严重。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非常多，他们可能会去美国、加拿大，甚至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我觉得解决途径可以是主要关注收入不那么高的人群，他们的利益比较重要，不需要对富裕人群担心太多。

　　记者：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寒门难出贵子”，意思是说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很难在社会上变得出众，我们也知道无论是教育、职业还是未来都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因此为了进行财富的代际再分配，有些人提出了遗产税，但遭到了很多反对，您怎么看？

　　艾伦.奥尔巴赫：有些国家已经实行了遗产税，比如美国就是如此，但其实这个税种影响的只是大约0.5%的人群。遗产税对贫困人群的帮助不大，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过多的财富在过少的人群和家庭中聚集。针对这个目的，遗产税是一个好办法；但其实遗产税并不是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重新分配给穷人的财富数量也不会很多。我觉得这个税种比较复杂，牵扯到海外财富问题也比较难办，主要是针对非常富裕的人群。

　　记者：您认为不平等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吗？

　　艾伦.奥尔巴赫：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趋势会继续，也有些趋势会逆转，我认为不平等会发生逆转。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很强的激励。人们正在接受着强烈的信号：为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胜出，他们需要接受更高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技能。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即便没有政府干预，目前这种不平等状况也会可能发生逆转。

做学问不可追热点，兴趣最重要

　　记者：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前沿研究，您认为哪些还没有引起中国经济学家足够的重视？

　　艾伦.奥尔巴赫：我不认为有哪些方面是被中国经济学家遗漏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与整个世界的学术体系联系愈发紧密，学者之间的交流也很多。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比如在美国，中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了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在不断研究。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公共经济学为主攻方向？

　　艾伦.奥尔巴赫：其实没有什么很理性又很专业的理由。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发现公共经济学是个很有趣的领域，它在分析公共政策方面非常有用，而我正好对公共政策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能够把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问题与有趣的公共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

　　记者：您对打算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有什么建议吗？

　　艾伦.奥尔巴赫：经济学有很多有意思的领域，关键是找到一个真正感兴趣的方向。最重要的是，读了你感兴趣领域的论文之后，尝试找到你可以做研究的话题，这是学生们应该追求的。

　　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其热度会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改变，有时候成为热点的领域，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冷下来，所以很难预测哪个领域最好或者最有前途。我学习经济学的时代，学生们被告知：收入分配几乎没啥可以研究的。1900年之前，收入分配大致趋于稳定；在这之后，不平等非常严重，但很快就得到了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不平等状况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几十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时候做预测的人都会说，这个很难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很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因此，我认为还是追随自己的内心，找到兴趣所在最为重要。

　　（采访：牛冬晓，撰文：牛冬晓、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