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共同主办的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沪举行。年会期间，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海闻认为是结构性的，主要表现为一些产业供大于求的同时另一些产业供不应求，供给侧改革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此外他还表示，中国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提高总体的供给效率。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叠加增速放缓的情形，海闻指出:一个经济体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主要矛盾。当一个国家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可以积极转型；而当经济下行比较严重的时候，主要矛盾就是防止经济的继续下行尤其要防止失业率的攀升。当前，中国要在防止经济继续下行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之间寻找到平衡。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海闻认为“可上可下”，可能会是一个转折年。
《上海金融报》: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会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习近平表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您看来，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提法？它反映了经济发展怎样的新特征？
海闻: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不仅仅是周期性衰退，经济周期性衰退通常是成熟国家由于经济总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下行。实际上，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一些产业供大于求的同时另一些产业供不应求。
现阶段，很大程度上需要调整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供给侧”调整有两个含义:首先，对于供大于求的产业需要进行整合，消除过剩生产力，提高效率；其次，对于供不应求的产业，如高质量高科技的制造业、文化、健康、教育等相关服务产业，需要增加供给来满足社会需求。
此外，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还包括总体的供给方缺乏效率，政府要重视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包括给企业减税、减负等，这些都属于供给方面的政策。
《上海金融报》:您此前也曾提到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周期性经济衰退，此外还有制度缺陷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等。在您看来，最后一个方面即制度缺陷的阻碍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改进完善？
海闻:的确，当前宏观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和周期性的衰退，这是市场经济国家共有的。但是，中国目前存在一些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特有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产业和产品的生产能力很强，但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长开始放慢，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服装和玩具等曾经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注重追求生活质量，更需要高科技、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缺乏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的重视和支持还不够，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鼓励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等方面还很缺乏。
从产业角度来看，服务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阻碍着提高生活质量相关行业的发展。服务业产值在发达国家GDP占的比重很大，中国仍然偏低。目前，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仍然滞后。医疗方面，没有很好的发挥医生的积极性和价值，医生被限制在公立医院里面，并没有成为提供广泛医疗健康服务的主体；而医疗服务要深入到广大的家庭，就需要通过家庭医生、诊所等形式。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放松对药价的过度管制，使得药厂有动力去研发新药；要通过大力发展医疗保险的方法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而不是过度地控制医疗价格。药价低会使得药厂研发新药的动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也是服务业。除了为全民提供必要的基础教育以外，也要通过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大力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也是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
《上海金融报》:中国经济正在从物质生产结构为主转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结构为主，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正跨越模仿阶段，要使得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当前叠加经济增速放缓，您形容为“两个交接棒中的减速”，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处理好新旧经济发展衔接的关系，防止经济增长的过度下行？
海闻:首先，政府不要不分条件去推动企业转型，但要密切观察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有些地方税收锐减，政府债务负担加重等，所以要注意控制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尤其要注意失业率，我这里说的不是统计的失业率，而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实际失业率。当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产业转型可能要放缓，要考虑到传统产业退出后的社会代价，如果短期内会带来高失业率的话，还要支持一下传统产业。同时，政府要加快新兴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尽快消除影响这些产业发展的制度障碍，使得这些产业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第三，政府要做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工作。长远来看，要重视教育，教育不仅为将来的产业发展培养引领人才，同时也为新兴产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
对企业来讲，有三条发展道路，包括转行、提升产品质量和行业内的兼并重组。转行，现在来看，转行的方向很可能是大量的进入服务业。提升产品质量或生产高质量高智能的产品，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兼并重组，既可以兼并其他同行，也可以被同行兼并，成为某项产品产业链上的一环。政府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在本地区的企业发展不下去时不能还保护它，不让企业破产，不让其他企业兼并。制度上也要适当调整，服务好企业的兼并重组，但不要强迫，也不要引诱，兼并重组是企业的市场化行为。
未来，技术创新或模式创新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支持创新方面，政府要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哪怕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二是加快金融改革，发展资本市场，让企业更多的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不够发达的，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还比较少，要通过金融改革使得资本愿意成为创新企业的融资渠道。
《上海金融报》:对明年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您有何判断？
海闻:明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转折年，经济增长趋势到明年可上可下。如果继续下行，跌到6.8％、6.7％左右也就差不多了。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加快改革。今年五次降准和降息，效果需要一到两个季度显现出来。如果今年年底经济增速较低，比如说低于6.9％，政府会继续加大政策力度。
一个经济体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主要矛盾。当一个国家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可以积极转型；而当经济下行比较严重的时候，主要矛盾就是防止经济的继续下行尤其要防止失业率的攀升。当前，中国要在防止经济继续下行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之间寻找到平衡。
如果“十三五规划”把经济增速定在6.5％，那说明这是经济增长的底线，不是说只要6.5％的经济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