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清彦夹着电脑包，穿过大厅里嘈杂的人群，来到我们中间。他步履紧凑，但你很难说那是在赶路。他那天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里面是件白色的衬衫，打着领带，头发略带灰白，有些微微的自然卷曲，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谨而谦逊。
让人意外的是，他已经63岁了。三年前，从日本中央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西村清彦回到东京大学，继续做经济学教授。要说东京大学，他可是待过很多年，先是在那里攻读本科和研究生，1983年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回到母校任教，一直待到2005年。那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功，有几篇重要的文章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等顶尖杂志，后来还得了日本的中原奖。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又踏入政府的经济政策部门，先后担任过内阁府的官员、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成员和中央银行的副行长。
那是今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他从东京来到深圳，参加201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我们在会议间隙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次的谈话涉及中国房地产市场、人口老龄化、共享经济与信息通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未来的产业问题。西村清彦回答问题既诚恳又很有耐心，为了把一个观点说清楚，常常要据很多例子，解释很多概念，这对他那样的经济学家来说并不寻常。
中国房地产市场：预期被不断推高
房地产经济学是西村清彦研究的主要领域，当被问及中国房价是否太高时，西村清彦并未给直接给出回答，他打了哑谜。“当你处于泡沫之中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境况的，这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他说，“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当房地产价格处于高位的时候，的确存在基础性的决定房产价格的因素，但这些因素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笑着说，人们很喜欢作出各种判断和解释，但判断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实际上很困难。
西村清彦说，尽管很难预测房地产价格，但有两点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象。一是房价收入比，比如深圳的平均工资远远低于硅谷，房价却相当于硅谷的水平，这种发展是很难持续的。“当经济发展到瓶颈时期，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他警告说。二是预期的效用，对于可预期使用年限的物品，其效用和价值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房地产的效用却是非常难以衡量的，房子的使用寿命也许是三十年或者更长。在难以判断效用的情况下，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深圳的房价的确有一点高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他接着说，“当你处于泡沫之中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身的境况的。” 西村清彦解释说，泡沫是由于人们对经济过分乐观导致的。由于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人们的预期不断被推高，但是中国下一个阶段将进入的是一个常态的发展，而不是之前的7%这样的高增长率，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领导层，都应该改变预期，如果存在自由市场的话，市场也会改变预期的，而小改变会引起大变动。
西村清彦谈及日本的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就日本而言，当时日本人不想弄碎泡沫，对普通人而言是这样，对政府亦是如此，最终导致了大家都不接受的结果。”他认为长期的预期应对市场发展以及政策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中国有这方面的迹象，价格仍然在上涨。”他建议应该继续降低利率，当然一如他对日本经济的建议，仅仅是贬值是不够的，还需要结构性的变化，“华盛顿共识后，人们把贬值当做结构性变化，贬值并没有错，但是不足以改变人们的预期。”在西村清彦看来，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包括政策性的引导，以及在改变需求的同时也要改变供给。
二孩政策提高生育率：我持怀疑态度
对于老龄化趋势，西村清彦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人口红利是医疗技术发展的结果，过去人们抚养十个小孩作为投资，但是疾病可能会使得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会死亡，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你不用抚养这么多 孩子作为投资，人口自然而然就会下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这个改变的一部分，而不是导致青少年人口下降的原因，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差不多都是如此的。”
对于中国二孩政策是否能带来总和生育率的显著提高，西村清彦持怀疑的态度，“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两三年前大概是0.9左右，日本是1.4，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大概是6，现在则是1.89, 前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政府的政策并不能迅速改变这样的情况，经济状况决定了这样的改变，政府的政策只是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政府不能强迫妇女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
那么政府能够做什么呢？西村清彦回归到他反复提及的一个概念，就是预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认识，政府需要改变人们错误的认识，“提出计划去提高人们的预期。”
对于未来产业：我没那么乐观
对于信息通讯技术、共享经济、未来产业这些在中国非常流行的新观念，西村清彦的保守的态度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他的核心论点是，共享经济并未创造出新的就业。以Uber为例，日本拥有完善而便利的公交系统，且出租车数量众多，“共享经济对于整体的效用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影响个体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体现在价格。”他接着说，“关键在于就业，信息通讯技术也是如此，它通过提高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像电力产业创造了新的就业，而信息通讯技术并没有。电力产业还拓展了人的身体能力，但是信息通讯技术并没有促进人的体力或智力的发展，同时，其也导致了一些非熟练工人变得可替代。”他最后总结说，“身体上的限制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角度而言。”
关于未来产业，西村清彦谈到了他在一个信息通讯技术公司就职时受到的启发，“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有利可图，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你会看到收益不错。” 但信息产业实际上压制了其他的产业发展，“我们也没找到未来的产业。”
他解释道，“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结构的改革。”一方面，对于普通人而言，市场是不容易理解的；另一方面，社会上正在进行缓慢却是稳定的变化，即为残疾人提供便利。需要将市场的逐利性和公益性结合起来，“就像人们之间彼此深情以待，这种观念非常重要，虽然理想，但是很重要。”西村清彦强调了他对社会的理念。
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或许更容易以“不适应中国的情况”作为立论的依据，某些观点，放在中国显示出不适用的情况乃至于呈现出滑稽的状态。但是，在自身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他者未尝不可以提供反观。西村清彦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反观，或许，存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可能性呢？
（撰文：姚倩 编辑：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