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永远有既得利益的阻碍，真正重要的是发展新制度
2015年11月13日下午，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深圳大梅沙举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主要贡献人，出席颁奖典礼并发表演讲。以下为经过编辑的演讲内容：
我们这一次的改革是什么呢？这次的特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向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自觉的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别的国家正在实行的制度转轨。从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市场经济它不是一个理论的蓝图，它也不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它是一个已知的模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派出了十几个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考察，回来的结论基本一致，大概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知道的。因此，什么叫转轨？什么叫过渡？制度变革是两种：一种是叫制度变化，一种是从渐进的、进化式的、不知道前面最终结果的一种进化过程，那是一种变迁。我们是向一个已知的、别人正在实行的一种制度转轨、过渡、变迁。
那么很多问题的独特性也在这儿，一方面你不是完全不知道，另一方面你一时半会又实行不了那么完善的制度，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有很多摩擦，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刚才厉以宁教授讲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带来改善民生，如果我们没有带来平等，社会上很多人就会怀念过去那些制度。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警告。
当时公有制计划经济怎么来的？就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的问题设计出来的。两件事：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经济周期。马克思三卷资本论，第一卷是贫富差距，第三卷是经济周期，既然搞市场经济，这两个东西都会出现。你处理不好，就会有很多思潮产生，很多思潮现在很有市场，是跟我们现在转向市场经济这些问题相关的。
我是学思想史出身的，现在更理解为什么当时出了那些社会思潮、理论和蓝图。实行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你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是不可能的。跟一个发达成熟的国家，法制健全的体制比，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社会的反感情绪就会不一样。我们都是推动改革，我们都想继续发展，但是在推动过程中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推动这个进程，过渡和转轨才能不断的进行下去，而不是逆转。
我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讨论过逆转的情况，模型可以证明只要有一个系数出了问题，就会逆转。这正是我们研究转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转轨经济学讨论的问题，也是大家现在议论很多的，改革阻力太大。阻力在哪呢？既得利益。以前没什么既得利益，以前改革好改，现在都是既得利益，改革不好改了。从我们理论研究角度来讲，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不同意没有利益集团，是从来都有利益集团。
我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转轨经济学的文章，讲的就是利益冲突，讲的就是怎么打破改革的阻力。阻力来自哪？就是利益集团。非常遗憾，这篇文章当时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论文集里面，没有发表在杂志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篇文章就是分析利益冲突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涉及到原来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原来体制再不好、原来体制再每况愈下，它总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当年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村里面都还至少一两个人反对，有些既得利益从来都有。当年的改革，我们当时取消粮票，那多少人就靠那粮票吃饭的，你一下子取消粮票，不搞当时的双轨制过渡，多少人就陷入赤贫，那个既得利益多大，所以我们的粮票到92年才逐步取消，这都是既得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没有一致同意。经济学里面说的“一致同意”是不存在的，改革永远有反对者，永远有既得利益的阻碍，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制定就是怎么找一个办法克服掉这个阻碍，使改革能够推进，这是根本问题。
因此改革从来不是一致同意，从来不是帕累托改进，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很弱，只能判断是不是帕累托改进。反垄断，别人都受益，只有那个垄断者是受损失的。改革永远有阻力，改革就是怎么找到一种方法。当年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这种方法，而且从一般意义来讲，如果改不动，双轨制就是慢慢把它变得像一点帕累托改进，包括给补贴，这样受损失的人就少了，可以改进了。
很多改革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中国改革经验是什么？“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房地产税靠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肯定改得动。然后用到国企改革这件事上，我记得92年大家也在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改，当时各种制度情况下想不通怎么改。要推进整个制度改革的变迁，就要发展新制度。当旧体制改不动的时候，去发展新制度，让新制度的发展改革、改变制度的结构。
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改革旧的原有制度，真正重要的是发展出新的制度。我在2003年《论改革》那篇文章当中已经证明了，因为新制度比旧制度增长快一点，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新制度变得无穷大，旧制度慢慢就淘汰了。至少新制度发展能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其实九十年代改革抓大放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市场发展了。
我不是说当前很多改革改不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有些改革还是比较难的，因此我非常同意现在正在做的其他的事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金融、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改变制度结构，同时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本结构，国有资本还是大嘛，然后逐步发展民营资本。
资本条件变化了，现在那些大的国企改起来也很难，真正有意义的产权结构的变化到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很难，那么怎么能够发展呢，我们要创造其他条件，通过改变整个制度结构的方法来改变旧制度改革的条件，首先着眼于新制度的发展，然后为改革旧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的改革能够逐步推向前进。也许可能马上见不到什么成果，但是在逐步改的当中。
我当时写了几篇文章，研究过渡过程，都是这种，新制度慢慢发展了，旧制度就有改革的条件。在这儿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介绍我研究的这些理论跟现实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过去中国的一些经验的分析，对中国一些过去事实的分析，对我们回过来思考现在的问题也是相关的，因此也希望大家更加关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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