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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下午，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的孙沛博士应邀主持了由商学院西方经济学团支部和深港经济金融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题为“中国式民营化的激励与约束”的学术沙龙。
孙沛博士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5年取得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式民营化的激励于约束》(“ Chinese-Style Privatization: Motives and Constraints”)是孙沛博士即将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民营化问题的学术论文，在沙龙活动中，他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了这篇论文的精华内容。
孙沛博士这里讲的民营化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民营化。他通过调研发现，各地地方政府热衷于推进民营化，集体企业、国有企业的比重稳步下降，而民营企业的比重稳步上升，这一升一降正反应了中国民营化的大趋势。但中国的民营化又不同于苏联东欧的大爆炸，一步到位，而是渐进平稳的进行，因此孙沛博士认为，地方政府一方面有动力去推进民营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一定的约束。
孙沛认为地方政府推进民营化的动机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是内生的。他将制度环境分为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从政治环境来看，衡量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GDP的增长率，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直接影响着GDP的增长，进而也就影响着地方官员的政绩。但官员的升迁又有社会稳定的一票否决制，但如果民营化进程过快，可能会带来就业等影响安定团结的 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平稳的进行。从经济环境来讲，一方面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消除，增强了专业化分工，地方经济需要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来支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越来越强，1994年的财税改革，国税、地税分开，银行业改革消除了地方政府与银行系统的密切关系，贷款变得困难起来。这些都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民营化改革，摆脱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包袱。
孙沛博士从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官员角度出发，给出了中国民营化的三个约束条件。首先是管理层，作为在位者，肯定不愿意因为民营化而丧失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会极力反对外来的收购者，除非能得到可观的补偿；同时在估价问题上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层通常会以低价收购原来的企业，即MBO（Management Buy-out）。其次是来自工人的约束，原来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民营化过程中失去了就业和福利保障，尽管普通的工人缺乏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可如果他们不能得到相当的补偿，会形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地方政府必须考虑的。第三个约束条件来自银行，地方国有企业通常有很高的负债率，地方政府希望能通过民营化逃避银行债务，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银行会更加关注自身的不良贷款，他们需要确保民营化以后的企业具有还贷的支付能力。
孙沛博士的主题报告结束后，大家就论文本身和现实经济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同学还就出国留学的问题与孙沛博士进行了交流，学术沙龙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西方经济学团支部和深港经济金融研究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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