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被视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城市群政策究竟能否真正缩小区域差距？近日，北京大学仝德团队在国际地理学旗舰期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发表了题为“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equality”的最新研究成果。论文以中国国家级城市群政策为自然实验，揭示了城市群政策对区域不平等的复杂动态影响，为区域发展政策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团队：
第一/通讯作者：仝德，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员
其他作者：蒋子臻，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
杨辉宇，北京大学已毕业硕士研究生
陈安平，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员
-全文速览-
城市群建设已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战略载体。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悬而未决：城市群政策究竟会缩小还是扩大区域差距？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与准自然实验，利用1995至2019年覆盖全国的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了158个城市群政策试点区域单元和114个非试点区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库，通过PSM-DID等计量方法，研究发现：
（1）双刃剑的短期效应。在政策实施初期，城市群政策会加剧城市内部不平等，但同时缓解了区域内城市间的不平等，正反两股力量抵消后，对区域总体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
（2）倒U型的时间轨迹。政策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轨迹。其中，城市内部不平等约在政策实施后3年达到峰值，而城市间不平等的转折点则来得更早，约在1年左右。
（3）政府干预的双重角色。在政策初期，政府干预会抑制区域不平等的加剧，但一旦政策走过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政府干预反而会阻碍市场机制自发缩小差距的进程。
-理论框架-
为回答“城市群政策如何影响区域不平等”这一问题，本研究借鉴了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与Hirschman的极化-涓滴理论，提出城市群政策的影响遵循倒U型轨迹（图1）。
图1 理论框架
该理论框架的核心机制可概括为两条线索。一是极化效应，在政策实施初期，由于中心城市在效率、市场与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会加速向中心城市集聚，从而拉大中心与外围、城市内部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差距；二是扩散效应，随着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当中心城市的集聚水平超过最优阈值后，边际收益递减、拥挤成本上升，生产要素开始向外围流动，技术溢出效应增强，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嵌入地方政府干预因素。在城市群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经济绩效考核与财政竞争的需要，往往采取干预手段，如税收优惠、土地补贴等，这会扭曲市场机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影响区域不平等的动态演变。
-实证分析-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已批复的1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覆盖了158个实施城市群政策的地级市与114个未实施的城市，共构成272个区域单元。数据方面，研究采用1995-2019年的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人口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方统计年鉴。
（2）核心变量与测度方法
因变量为区域不平等水平。本文采用具有可加分解性的Theil-T指数来测算不平等，将区域总体不平等拆解为城市内部不平等（同一城市内各区县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城市间不平等（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两部分，由夜间灯光亮度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来表征；核心自变量为城市群政策的实施（图2）。本文利用DID模型，将实施城市群政策的区域单元作为实验组，未实施的作为对照组，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剔除时间趋势和个体差异，得到政策的净效应。
图2 研究单元构建与不平等测度方法
（3）识别策略与计量模型
为克服政策试点非随机分配可能带来的自选择偏误，本文采用PSM-DID方法，首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为每个处理组匹配特征相似的对照组；其次，在匹配后的样本上运行双重差分模型。此外，研究还建立了动态DID模型，引入政策暴露时间及其二次项，以检验倒U型关系并计算转折点。稳健性方面，研究系统开展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多种PSM匹配方式等，确保结果的可靠性。为检验地方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引入政府干预强度变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分析政府干预对倒U型曲线形态的影响。
-主要发现-
（一）城市群政策的“双刃剑”效应
截至2019年，城市群政策实施后的平均效应表现为：城市内部不平等显著上升，城市间不平等显著下降。由于两种效应方向相反，总体区域不平等的变化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发现揭示政策在拉平城市之间差距的同时，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拉大了城市内部的鸿沟（图3A）
（二）倒U型的时间演化轨迹
城市群政策对各维度区域不平等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轨迹。政策实施后，城市内部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约在第3.08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下降通道。这表明，城市内部的极化效应需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扩散效应才会逐渐显现。政策实施后，城市间不平等程度在极短时间（约0.94年）内到达峰值，此后便持续下降。这一更早的转折点反映出，跨城的要素流动和技术溢出效应启动速度更快，市场力量在缓解城市间差距方面效率更高（图3C）。
图3 城市群政策与区域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三）政府干预的时间差异化调节
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揭示了政府干预的“双面性”。在政策初期，政府干预显著抑制了区域不平等的加剧趋势。换言之，在极化效应占主导的阶段，地方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调解者”的角色，缓解了极化过快的负面影响。在政策中后期，政府干预显著阻碍了区域不平等的自发收敛。当市场机制本应通过扩散效应拉平差距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反而成为“绊脚石”，延缓了收敛进程（图4）。
图4 政府的调节效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刃剑效应”和“倒U型轨迹”这一理论框架，并验证了地方政府干预的后果。研究证实，城市群政策在缓解城市间不平等的同时，可能加剧城市内部不平等，从而在整体层面产生抵消效应。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从“象征性规划”到“契约式治理”。应建立具有实权的协商框架，明确成员责任、税收共享机制和GDP分配机制，以保护资源流出地区的利益，并激励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
（2）评价体系应更关注城市内部协调。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应逐步向城市内部协调和乡镇发展倾斜，避免“重城轻乡”的发展偏误。
（3）超越倒U型曲线拐点后应减少政府干预。对于已走过转折点的成熟城市群，应逐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在区域要素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以促进区域差距的自发收敛。
原文发表信息：Tong, D.*, Jiang, Z., Yang, H., & Chen, A. (2026). The Double-Edged Effec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DOI: 10.1080/24694452.2026.2659908
图文|蒋子臻
编辑|城规宣传中心
审核|仝德，邱玉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