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国女孩Aerin Kim (金爱璘)第一次在深圳体验无人机配送时，她站在配送站，仰头盯着那个嗡嗡作响的小东西缓缓降落。周围有几个路人也在看，一个小朋友拉着妈妈的手喊：“妈妈你看，飞机送外卖！”金爱璘忍不住笑了。在首尔，她也点过外卖——骑着小摩托的大叔按门铃，双手递上热腾腾的参鸡汤，还会多说一句“请慢用”。而在深圳，外卖从天而降，手机屏幕上实时更新的飞行轨迹像一条会动的虚线，把“未来”两个字画在了她眼前。
她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己的观察笔记。不是记录“深圳真先进”，而是思考：“如果无人机配送这个画面被做成一个短视频，缩略图上写“科幻成真”和“今天不想出门”，哪个标题会让更多人点进来？”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了她在深圳的整整两年。
金爱璘来自首尔，是北大汇丰商学院的一名韩国留学生。她研究的是媒体框架如何塑造人们的预期和反应——用她自己的话说，“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缩略图标题，都能影响人们对自己将要看到的东西的判断”。但在深圳生活了近两年后，她发现自己的角色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她成了一台“翻译器”：把中国翻译给韩国，把课堂翻译给生活，把宏大的APEC词汇翻译成普通人能听懂的语言。
金爱璘在PHBS
初到深圳：当“扫码”成为一种本能
2024年秋天，金爱璘拖着两只行李箱走出了宝安机场。南方的湿热空气裹着植物的气息扑面而来，和首尔干爽的秋天完全不同。她深吸一口气，心里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我终于要在这里生活了。”
她在首尔出生长大，本科读的是媒体与传播，韩国的教育体系给了她扎实的学术基本功。但她决定来中国深造的理由，比“学术”二字更宽泛。“我想更好地理解中国——不仅是学术上，更是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商业文化。”她说，“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经济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在这里学习，能拓宽的不仅是学术视野，还有我对人、社会和区域的理解方式。”
但她没想到，第一个“文化冲击”来得这么快。
金爱璘在深圳街头
来深圳的第三天，她去学校附近的小店买水。前面排着的大爷掏出一个手机，“啪”地扫了一下码，拎着水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轮到她时，她从包里翻出一张纸币，收银员接过纸币，笑着说：“姑娘，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会更方便。”她当时还没完全注册好支付软件，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暗暗记在心里。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她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研究怎么绑定银行卡、怎么开通支付功能。“在韩国，我们也用移动支付，但没有这么普及，也没有这么快。”她说，“深圳不一样，它更快、更密集、更‘无孔不入’。买菜、坐地铁、骑共享单车、在路边摊买个烤红薯——全都能扫码。”
一个月后，她已经变成了那个“啪”的一声扫码走人的人。有一次她回韩国探亲，在首尔的一家便利店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准备扫码，发现店员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她才反应过来，笑着掏出信用卡。“我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已经彻底被深圳‘同化’了。”她说。
金爱璘与妈妈
酸菜鱼与冬瓜汤：胃比心更快适应
如果说支付方式的变化是理性的适应，那么饮食习惯的改变，则是金爱璘自己都没预料到的“化学反应”。
在首尔的时候，她偶尔吃中餐，但大多是韩式中餐厅的炸酱面和糖醋肉。来深圳后，她的中国同学带她去了一家湘菜馆，点了一桌子菜。她第一次吃到酸菜鱼时，整个人愣住了——那种酸辣鲜香在口腔里炸开的滋味，是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从那以后，酸菜鱼成了她的“本命菜”。她还爱上了冬瓜汤——清淡、温润，喝完感觉整个人都被安抚了。“中国菜可以很治愈，也可以很细腻。”她说起冬瓜汤时，眼睛会微微眯起来，像是在回味那股清甜。
当然，她偶尔也会想念韩餐。深圳有不少韩餐馆，她去过几家，味道还算正宗，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能是少了妈妈做的感觉吧。”她笑着说。但更多时候，她乐于探索中国菜。“发现本地美食，是我连接这里日常生活最愉快的方式之一。”
金爱璘在中餐厅
那个节假日的邀请
留学生活中，最让金爱璘感到“被接纳”的时刻，发生在一个假期。
那天，大部分中国同学都回家团聚或结伴出游。校园里安静了很多，金爱璘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但怎么也看不进去。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鸟叫，更显得空旷。她打开手机，刷了刷朋友圈，看到同学们都在晒和家人、朋友的照片，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落寞。
就在这时，手机震了一下。是同班的一位中国同学发来的消息：“爱璘，今晚我们几个一起去吃火锅，你要不要来？”
她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打了两个字：“好啊。”
那天的火锅她至今记得很清楚——鸳鸯锅，一边麻辣一边菌汤。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涮毛肚，有人夹虾滑，有人忙着调蘸料。没有人刻意照顾她这个“外国人”，也没有人把她的到来当成什么特别的仪式。大家聊着课堂上的趣事、最近的八卦、哪家奶茶好喝。她跟着笑，跟着吐槽，跟着抢最后一片土豆。
金爱璘与好朋友在一起
“正是这种自然，让我觉得深圳不只是包容，而是有人情味。”她说，“有时候，善意最有力的样子，就是它最安静、最真实的样子。”
那顿火锅吃了将近三个小时。散场的时候，深圳的夜风已经带上了凉意。她和同学们一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灯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忽然觉得，这座陌生的城市，好像随着人与人的互相靠近而慢慢升温。
金爱璘与朋友在新年晚会
一位教授与一种思考方式
在北大汇丰，有一位教授让金爱璘印象格外深刻——Jooyoung Park教授。
金爱璘的论文是在Park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她记得第一次和教授讨论论文选题时，她准备了好几个想法，每一个都自以为考虑得比较周全了。但Park教授听完后，没有直接说“好”或“不好”，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你的研究问题，为什么重要？”
金爱璘愣了一下，开始解释。但Park教授继续追问：“你说的‘重要’，是对谁重要？学术界？行业？还是普通人？这三个‘重要’可能完全不一样。”
那次讨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金爱璘走出办公室时，手里拿着被教授批注得密密麻麻的草稿，脑子里却前所未有的清晰。“她从不让我满足于模糊的想法或不完整的推理，”金爱璘回忆道，“通过这个过程，我学到了严肃的学术工作到底需要什么。”
课堂上的金爱璘
但Park教授给她的远不止研究技巧。“她教会我一种思考方式——更仔细、更负责、更有深度。”金爱璘说，“我现在明白，学术不只是产出成果，更是在培养我们面对想法时的纪律、清晰和真诚。”
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在每一门课的讨论中，在每一次团队合作里，她都会问自己：我的论点有足够支撑吗？我是在表达观点，还是在展示思考的过程？
有一次小组作业，一位组员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他人很快表示赞同。金爱璘没有马上附议，而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先想想这个方案的假设是什么？如果假设不成立，我们的结论还会成立吗？”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大家开始重新审视那个方案。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更扎实的框架。
“这可能就是Park教授教给我的东西——不要怕问‘为什么’，也不要怕让别人不舒服。”金爱璘说，“好的思考，往往是从没那么好回答的问题开始的。”聊到此处，金爱璘想起最近互联网上时兴的热梗“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话了”，金爱璘笑着说，“我会努力成为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
金爱璘在进行课堂展示
课堂上的“翻译”时刻
在跨文化的小组合作中，金爱璘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有一次，小组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摩擦。一位国际学生直接在群聊里指出了另一位中国同学的方案中的问题，措辞比较直接。那位中国同学没有回复，但金爱璘注意到，她之后在讨论中明显变得沉默了。
金爱璘私下分别找了两个人聊。她先和国际学生说：“你的意见很有价值，但在中国，直接指出别人的问题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被冒犯。你可以试试先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很好，但如果能调整一下这里，可能会更好’。”然后又和中国同学说：“他其实没有恶意，他只是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他的建议本身是很有建设性的。”
金爱璘与留学生朋友们
两个人后来和解了，项目也顺利完成。但金爱璘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里做的，不仅仅是“翻译语言”，更是“翻译意图”——把一个文化背景下的表达习惯，转换成另一个文化背景能理解的形式。“现在，当我在既有中国学生又有国际学生的团队里时，我经常帮助双方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不只是语言，更是文化背后的逻辑。”她说，“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小贡献。”
她把这种能力归结为在深圳的生活经历。“你每天都在不同的语境之间切换，慢慢就会养成一种习惯——不是只看对方说了什么，而是想他为什么这么说。”
金爱璘和朋友们一起去了香格里拉
媒体框架与APEC：一个研究者的视角
2025年，韩国成功主办了APEC峰会。当时正在深圳读书的金爱璘格外关注这件事。“我感到骄傲，但同时也在想：深圳马上也要办了，两座城市会有什么不同？”
她开始对比。韩国的APEC呈现的是一种“历史深度、制度成熟与待客之道的平衡”——庆州作为主办城市，古刹、佛国寺、千年历史与外交场合交织在一起。而深圳，即将在2026年主办的这座城市，投射的是“能量、创新与未来导向”。“釜山更像一个海港城市，有外交的厚重感；深圳则更像一个实验室，一切都在快速迭代。”
但金爱璘并不觉得哪种更好。她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同的呈现方式，如何通过媒体框架传递给全球观众？
PHBS建院大会上的金爱璘
她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两家媒体报道同一场APEC会议，一家的标题是‘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推动区域合作’，另一家的标题是‘APEC峰会闭幕，争议议题仍悬而未决’。读者对同一场会议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她研究过缩略图标题如何影响观看预期，现在她开始思考：APEC的新闻标题、开幕式直播的镜头语言、主办城市的宣传片——这些“框架”又会如何影响世界对亚太合作的认知？
“我觉得国际青年在APEC这样的平台上，角色不是去发表宏大的演讲，”她说，“而是帮助把复杂的概念翻译成人们真正能连接的语言。比如‘数字化转型’——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我今天用手机搞定了所有事’。如果能把这种连接做出来，就是贡献。”
她希望深圳的APEC不仅仅是一场外交盛会，更能成为一个平台——技术、青年交流、可持续发展、区域互联互通方面的务实合作都能在这里找到落地的可能。“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我知道深圳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不是景点，是人
如果有人问金爱璘推荐深圳的一个体验，她不会说世界之窗，也不会说华侨城创意园。
“花点时间和这里的人相处——尤其是那些正在自己创造些什么的人。”她说。
她回忆起一次偶然的相遇。那天她在南山区的一家小咖啡馆写论文，隔壁桌坐着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士，正在打电话。她无意中听到她在聊一个创业项目的融资问题，语气里既有焦虑，也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她挂了电话后，金爱璘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做创业的吗？”
那个女孩看了她一眼，笑了笑，然后开始讲她的故事。她从内地一个小城市来深圳，已经创业三年，失败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起步。“深圳的好处是，失败了也没人会笑话你，”她说，“大家只会问：你学到了什么？”
他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金爱璘后来把那天的对话写进了日记：“她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深圳精神’——不是写在标语里的，是深入每一个人的骨髓，随着灵魂蓬勃生长的力量。”
“深圳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天际线或速度，而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心态。他们不断地创造、实验，把想法变成现实。”她说，“最好的理解深圳的方式，不是单纯地看这座城市，而是倾听赋予它能量的人。”
金爱璘在阿里巴巴参观
十年后：成为一个更宽广的人
当被问及十年后的自己，金爱璘没有给出具体的职位或头衔。
“我想得更多的是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她说。窗外的阳光透过树叶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看着那些光斑，像是在看一个遥远的、但并非不可触及的未来。
“十年后，我希望拥有更宽广的胸怀、更深邃的判断力、更强的能力去有意义地连接人、思想和文化。”
她希望从事扎实而有价值的工作——不仅让自己满足，也对他人有益。“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继续成长为一个活得清晰、负责、慷慨的人，同时保持开放的学习态度。”
她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有意义的未来，不仅由成就塑造，更由一个人品格的深度和带给世界的价值塑造。”
PHBS国际文化节上承办韩国展位的金爱璘
从首尔到深圳，金爱璘用两年时间，在一座以“速度”和“创新”闻名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她研究媒体框架、吃酸菜鱼、写论文、和朋友打火锅——以一种安静而坚定的方式，把自己变成了一台“翻译器”。翻译器的那头是复杂的政策概念和跨文化的误解，这头是普通人的生活和真实的连接，而中间，是她对“理解”这件事近乎执拗的坚持。
她曾在一篇课程论文的结尾写过一句话，后来被教授圈了出来，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好”字。那句话是：
“沟通的意义，不在于你说得有多响亮，而在于对方是否真的听懂了。”
这或许就是金爱璘的故事最核心的那一句注脚。从首尔到深圳，从课堂到生活，从学术研究到日常交往，她一直在做的，不过是这件事——让不同的人听懂彼此。
而听懂彼此，往往是所有合作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