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号晚7点，美国新桥投资集团（Newbridge Capital (H.K.) Co. Ltd.）执行合伙人单伟建先生拉开了北京大学商学院系列讲座第三讲的帷幕。

单伟建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之我见”，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单先生没有直接开始他的演讲，而是即席让听众出题。针对两位同学提出的关于中国的银行改革和中印经济比较的问题，单先生从中国经济的奇迹谈起，揭示其背后的实质，再辅以经济学上的阐述，对银行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间还穿插中印、中日经济的比较。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最高速的：2005年产能增长27%，产能占GDP50%左右，2002-2004年的钢产量达到三亿九千万吨，超过同期美、日、德三个经济大国钢产量之和，从诸多数据上可以看得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固定资产投资急遽膨胀为支撑的。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超过GDP的32%，日本70年代让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也不出其右。

固定投资并非没有必要，单先生认为过度投资之所以值得警醒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与基础。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还很不健全：融资渠道极为单一，主要集中在银行借贷，而银行贷款不具有独立性，主要面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受体制束缚效益低下，造成大量坏帐，企业信用环境大大恶化，因此，银行在面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申请时，审核极为严格，甚至不予考虑。同时非国有的资本原始积累本来有限。而且，方兴未艾的股票市场可融资金不过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中国的储蓄率极高，民众对于存款的依赖度也很强。这样整个社会融资进入恶性循环，银行体制改革的前景仍旧渺茫。

在这种大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哪些问题呢。首先，长此以往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国民储蓄率虽然高达45%，但投资率却有50%，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大部分融资源于居民存款，现在我们可以借款来发展经济，可是当我们的还款能力受到质疑时，我们不仅无法继续这种增长模式，无法偿还外债还使我们面临着国内和国际信誉丧失的危险，内外危机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其恶劣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我国正处于以低成本的原材料为核心竞争力以向国际市场扩张的关键时刻，而这种初期经济发展的模式又已经受到国内原材料有限积累的制约，与此同时，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却居高不下。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定数难测，还有可能受制于人。

问题很多亦很棘手，出路何在？单先生身任新桥国际投资公司总经理，在业界驰骋数十载，深知完善银行体系对经济的良性发展所能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银行应该引入投资风险管理的理念，从源头上杜绝不良贷款可能性，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帮助企业的经营管理，为高回报的投资大开方便之门，同时银行专业化的经营还可以让中小企业在细分的银行行业中找到融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全完善的股票市场必然要求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其中银行业的发展就是重中之重。

单伟建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英语系，在旧金山大学获得MBA学位，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早期还担任世界银行投资官员。

单伟健先生的经历与头衔很多，他对自己感到自豪的却是从世界银行那种“吃茶阅报，消磨时光”的“官僚生活中”走出来。单先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会作选择的人，不过是在命运的跌荡起伏中脚踏实地地走到今天：“当时拿到沃顿商学院与MIT的教授的机会，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去了沃顿商学院”---这似乎是单先生唯一有悔意的决定，的确，从单先生那种俊逸散淡的气质中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选择是MIT，那么今天站在讲台上的就不是一个于复杂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运筹帷幄的儒商，而是一个严谨谦逊、晓然洞彻、风雅幽默的学者了。单先生还以亲身经历告诫我们即使行迹商界，若要游刃有余还得精于务学。

单先生的儒雅风范很快让同学们视为师长，讲演结束后，大家都感意犹未竟，一大群同学将他团团围住，同学们的问题不再局限于投资与经济，而是开始与单先生谈求学、谈生活，一个沉静的夜就在这样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慢慢定格，成为我们校园生活一个隽永的剪影。我们也期待着北大商学院的系列讲座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秦勇）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006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