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年前，基于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布局考虑，北京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创办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协议书》，共同创办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十年来，深圳研究生院依托北大，立足深圳，建立了信息工程学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国际法学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汇丰商学院及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搭建了较为完备的学科平台，聚集了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思路和全新的办学机制，逐步成为扎根深圳的北京大学研究型国际化校区，北京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深圳研究生院师生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关心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发展的深圳市、北京大学及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征程十年，走向世界。站在新的起点上，南燕新闻社约访各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就北大深研院各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发展规划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约访内容整合为《院长访谈录》，记录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发展历史，描绘未来发展宏伟蓝图。
2011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简称：STL）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建院十周年之际也迎来了自己三周年的庆典。这个仅成立三年的年轻学院在北大深研院的平台独特而成果丰硕：STL是中国唯一一家引进美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学院，吸引世界法律教育界领军人物、前康奈尔大学校长Jeffrey Lehman等大师云集。今年10月，STL创院院长Jeffrey Lehman因特殊贡献荣获中国国家友谊奖，张德江副总理为雷蒙院长颁奖，这不仅是雷蒙院长个人的成绩，更是年轻的STL的光荣。深研院建院十周年之际，雷蒙院长接受了南燕新闻社记者的采访，从个人选择谈到STL的发展。言谈间，一个立体、丰硕，快速发展的STL呈现在我们面前。
南燕新闻社：回归STL历史，您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过，“出于友谊和忠诚，接受了海闻的邀请。”您现在还认为个人情感是使您来到STL的首要原因吗？
雷蒙：是的，这肯定是首先吸引我来这里的原因。但是我能够待在STL，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自和海闻副校长还有其他教师同心协力的工作过程。STL设想最初由海闻副校长提出，他邀请了我，现在这个设想已成为现实。现在的STL于我而言，已经超出与海闻的友谊，是一件因创造特别事业而极具满足感的事情。
南燕新闻社：有媒体报道说您在接受海闻校长邀请的时候有过犹豫，您那时的担忧是什么？
雷蒙：我那时在担心我无法胜任此项工作。我不会讲中文，我也不是中国或者中国法方面的学者，因此我认为海闻副校长邀请同时具备这两项能力的人来担任STL院长或许更好。但海闻副校长告诉我，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海闻副校长对于了解国际教育，并且在法学院工作过教师和行政事务的人员更感兴趣，因为这样才能有助于新学院的建立。他还说，我语言方面的欠缺并不会影响我在STL的工作。尽管我现在还觉得如果我要是会讲一些中文，那么工作就可以更有效了。但是，事实证明，海闻副校长是对的。
南燕新闻社：您是否还记得从您犹豫到最终接受邀请，用了多久？
雷蒙：海闻副校长是2007年3月来纽约和我见面的，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参与STL（建院）。我想这个决定用了3个来月的时间。
南燕新闻社：促使您最终接受的转折点是什么？
雷蒙：我向很多人咨询了建议。比如，我跟美国最高法院的肯尼迪大法官聊，他对此非常乐观，他很鼓励我来参与这项事业。我还同香港前任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先生聊了这个问题，他也说这项工作对我而言会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还有C.V. Starr基金会的主席，他也告诉我这会是一项特别振奋人心的事业，如果我能参与就最好不过了。总之，我悉心向很多人讨教过，以上三位的意见或许对我的最后决定影响最大。
南燕新闻社：我们想邀请您做个小测试。在以下头衔中，您最看重哪一个？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2003以来；
Woodrow Wilson国际学者研究中心，资深学者，2005年以来；
中美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席，2006年以来；
国际法学院院长、建院院长，2007年以来；
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2011年10月以来。
雷蒙：我热爱你所提到的每一个角色，它们于我而言都意义非凡。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帮助我了解应该如何为世界做些贡献，如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就我的精力和时间分配而言，STL院长这一角色会居在首位。这也是我目前生活的重中之重。我珍惜它。
南燕新闻社：提到康奈尔大学，我记得您在我们之前的一次采访里说过，“我的很多有关跨国教育的理念都是在我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时形成的。” 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雷蒙：的确是。事实上这是联系我两所工作机构的纽带。当我还是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时候，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cholars）邀请我去讲座。在准备文稿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思考康奈尔作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发挥的作用。这帮助我将一些想法整合起来。事实上，这次讲座促使我更好地梳理已有的想法。
南燕新闻社：康奈尔大学历史上，迄今共有12位大学校长。一些人可能会问，既然您在康奈尔形成了跨国教育的理念，为何最终选择在另外一所大学、另外一个国家践行它呢？
雷蒙：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确让我深化了跨国教育的理念，但是康奈尔大学校长一职可能并不是最好的平台，让我能够全心全力尝试、实践我的一些想法。所以能够来这里，参与中国的法律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南燕新闻社：以印度或者中国为例，美国社会的国际化程度相较而言更高。但是您还是决定在一个国际化程度不那么高的国家来践行您的理念。这样的决定困难吗？
雷蒙：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或印度社会虽然不及美国社会的国际化水平高，但现在，它们的国际化进程非常迅速。有意思的是，我参与着一个中美法律专家对话的项目。今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和奥巴马总统达成共识，将要重启这个对话项目。如果不是因为我担任了STL的院长，美国政府也不会找到我来参与。事实上，STL使我得以更好地践行自己的理念。
南燕新闻社：但也有些人对您的选择有些疑惑，比如有人会问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在市场、学术、法治等方面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雷蒙：在我看来，你刚才所提到的只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发展的途中。中国三十年经济就可以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其他领域，中国也会发展的更好。而且，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三十年来在其他领域的进步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选择中国，是非常不错的！
南燕新闻社：您曾经用“挚爱的，革命性的”这两个词描述康奈尔大学。如果请您来总结一下您在深圳的经历、在中国的贡献，您愿意如何描述？
雷蒙：相比于用两个词来描述它，我更希望说我在这里建立新学院的经历，会对中国的法学教育，中国的法律职业，中国的法治发展，中国未来的领袖培养有所裨益。
如果让我用形容康奈尔大学的方式来描述我在中国、在深圳的经历，我想还为时过早。整个深圳研究生院像一艘已经起飞的火箭。它飞向何处，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我们知道它正冲向发展的新天地。
南燕新闻社：在我们向您请教对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建议时，您说希望它“保持对于发展和国际化的关注”。目标就在那儿，可是您认为可能的路径有哪些？
雷蒙：举个例子，今年深圳研究生使用全英文举办开学典礼。它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向全世界开放，我们欢迎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并且努力使他们至此如归。这是个鼓舞人心的进步。我认为我们还在为这种鼓舞人心继续努力着。这种努力是否会使得深研院实现她的国际化目标，我不知道，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彻底地实现目标，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保持接近目标的努力。
南燕新闻社：您已经总结过您之于STL的作用了，是否可以再请您总结一下STL之于整个深圳研究生院的作用？
雷蒙：我认为深圳研究生院的发展体现出互动式进步的特色。任何一个被吸引到这里的人，对学院的发展都有可用之处，比如对学院的管理、对学院的发展。就STL而言，我们一直努力通过关注、倾听、秉持自身特色等多种方式来对深研院的成长有所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无心插柳”的益处。比如，很多来到STL的人，不论是教员，行政人员，还是学生，他们会在这里成家立业，或者他们的家属会一同来到深圳，他们在大学社区的工作和生活活动，也对整个学院的成长富有帮助。
南燕新闻社：您也曾经在中国很多著名院校做过一些学术合作项目，比如同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那么，为什么北大成为您践行自己理念的选择？
雷蒙：北大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府。首先——如前所述——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个人友谊。1998年，我作为密歇根法学院院长第一次访问中国，非常荣幸地认识了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吴志攀先生，我们交流的非常愉快。
担任康奈尔大学校长期间，我有机会结识北大当时的校长许智宏院士，后来又认识海闻副校长、周其凤校长。我与他们的交往都令人愉快。就在上个月，我还和周其凤校长一起去了他的故乡湖南，一个非常美丽而且特别的地方，当时他们正在庆祝烟花节。总而言之，我感觉我和北大有一种独特的联系。当然在中国还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优秀院校，但是北大对我来说，是最独特的。
南燕新闻社：从您的谈话似乎可以看出您，您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实现了以前未能有机会实现的梦想？
雷蒙:有机会在这里工作，对我来说的确令人感到满足。我非常看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接。在这里，我希望帮助那些需要知识的学生们成长，使他们成为国与国之间的桥梁；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提供平台，使他们超越隔阂、一起工作，教授最优秀的学生。
南燕新闻社：您的同事告诉我们法学院的学生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他们把追求完美培养成一种习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学习狂。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雷蒙：我非常同意，我们的学生非常独特。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学生，包括顶级大学中最优秀的学生，但我必须说，国际法学院最值得兴奋和骄傲的地方，就在于这些优异的学生们。
我如此喜欢他们，一方面是如你刚才说的，学生们都很好学并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是他们都非常懂得团队合作，并且在努力思考如何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完善。
南燕新闻社：听起来您对您的学生非常有信心。明年国际法学院将为社会提供第一届毕业生。您和整个学院对于第一届毕业生，是否有特别的规划？
雷蒙：因为学生们的兴趣点是多元的、广泛的，其中大部分学生计划在中国工作，也有不少同学选择去海外求职。他们热爱的工作领域非常广阔，有些同学希望去律师事务所，也有的同学倾向于进入公司和企业。就在上周，我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华为是个面向世界的公司，总部就在深圳，员工总数有十几万，其中，有250名律师。现在他们正准备招聘（新的法律人才），对我们的学生非常感兴趣。
此外，还有些同学立志投身于法学研究，有的希望参与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中去，有的则对政府工作感兴趣。
南燕新闻社：对第一届毕业生，您和学院打算提供哪些保障、使他们实现梦想？
雷蒙：没有人能保证你的梦想成真，但是我们会做任何一个法学院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已经设计了很多方案来为我们的学生敞开大门，当然还是得靠学生来亲自穿过那些门。
南燕新闻社：据媒体报道，中国内地有超过600所法学院。国际法学院作为全新的法学院，社会和市场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和认可她的毕业生。这对于第一届毕业生来说，压力不小。是否有学生对您提及自己的压力？
雷蒙：我想，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不论是他所在的学院是崭新的还是有历史的，他都会有工作压力。前段时间，一个学生来找我聊天，她说自己收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offer，但她不确定是不是该接受。这是她的第一个工作选择，所以她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个人来说，第一份工作会塑造个人未来的生活。
我的确从准毕业生那里感受到他们的压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提供指导和协助。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要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无法代替他们走过人生。有时候，一些学生来到我办公室问：“雷蒙院长，在毕业后我该干什么？您希望我去做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其中饱含着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但我会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作出自己的选择，我希望你能听从自己的内心。我想你应该仔细想想自己的兴趣所在，并依次作出决定——一个自己的决定。”
如你所说，现在的确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时刻。但不仅仅是我们学院或是中国的法学院在面对压力，全世界的法学院都有压力。以美国为例，因为全球的经济问题，美国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就不如五年前。但幸运的是，不少律师事务所已表达了对我们学生的兴趣。
南燕新闻社：记得您在谈国际法学院的未来发展时说，计划每年招收两到四个教师，那么在您看来，国际法学院最吸引新教师的地方在哪里？
雷蒙：我想对于那些希望培养未来律师和从事法律研究的人来说，这里是最佳的选择。
刚开始的时候，我邀请了很多一流的法学人士来做访问学者，我不敢确定这些世界一流的教师是否乐意来到我们这里成为全职教师。但非常幸运的是，我陆续收到一些世界一流法学专家给我的邮件，他们说：“嗨，杰弗瑞！我很有兴趣去国际法学院教书！”
同时，很多比较年轻的教师也愿意来国际法学院，从这里开启他们的职业。上一个月在华盛顿，我们面试了22位法学人才，下一步，我们计划安排通过筛选的14位候选人进行试讲。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教育人才并且对国际法学院非常感兴趣。我们希望在不久能为国际法学院的师资团队增加两到三个新同事。
南燕新闻社：您曾经多次提出“为什么不（why not）”和“如果（What if）”的问题。如果请您用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发问，那会是什么？
雷蒙：对中国提出“为什么不”的问题，我想从我在深圳的经历说起。深圳就是一个“为什么不”的城市。三十年前，深圳的“为什么不”在经济领域作出尝试：“如果中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经济结构，那为什么不呢？”
“假如”这个词语往往用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上：明天与今天将有何不同？事实上，这个词语不仅是对深圳，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中国这个不断改革的国家里，我们知道明天会和今天不同，我们知道中国正处在改革的中途。“假如”这个词，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应该去想、去问。
南燕新闻社：请您想像一下，2021年您再次接受我们采访，您觉得在那时您会对国际法学院的发展有何评价？
雷蒙：2021年，从现在算起还有10年，我想那时最令我们惊叹的事情应该是，国际法学院将不再是一所新兴的、探索的学院，而是像一座稳定的、可以为全世界提供能量的发电站。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因应该是STL已为社会提供9届毕业生，他们已经走出学校，通过自己的社会角色为世界做着贡献。
对于国际法学院发展及其成就的重要评价指标在于，我们的毕业生已对他们的工作单位，对他们的国家，对整个世界有所贡献。我相信，这些贡献将会是巨大的。每个人都会说：“哦，国际法学院！就是那所培养了优异毕业生的学院吗？就是那所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的学院吗？”
（南燕新闻社：王南南 乔聪睿）
